“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七讲：“公私”
孙歌：机能性的“公私”
3月13日下午14时30分，“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七讲“公私”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孙歌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主持。
陈少明教授在讲座开始前，对孙歌教授作了简要介绍，称其在日本政治思想史领域精研有年，成果丰硕。而日本思想与中国思想之间的文化羁绊，又使孙教授的学术视野自然延伸，从而覆盖了中国思想史领域，形成了贯通中日思想研究的学术格局。关于“公”“私”这一对概念，在不同视角的审视下会形成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并不会因“差异”而相互排斥，反倒凭借着彼此间难以统合的歧异，使“公”与“私”具有了更为强劲的思想生命力。而孙歌教授本次讲座，也将以其独有的学术视角与思想洞见，穿透概念的表层，直抵“公”与“私”在历史流变中的独特意蕴。
一、“公”“私”作为概念的流动性
“公”在甲骨文中用以指称公共空间，是与宗族、共同体相关的实体性存在，如族群酋长召开集会的场地，或储存粮食的粮仓。而“私”字在甲骨文中未曾出现，其作为概念的形成要远远晚于“公”。《庄子・则阳》中说：“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为而无不为。”此处虽没有明确言公，但“道不私”的表述已然暗示了公与私的分殊，也正是从此时起，公私开始具有了伦理性。孙歌教授据此指出，中国的公私概念很早便摆脱了特定实体空间的束缚，逐渐具有机能性。所谓“机能性”，是指公私并不固定地依附于特定实体（如国家、家庭、个人），而是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关系原则在运作。这也意味着“公”“私”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实现互换。
东汉第五伦曾因亲爱自己的孩子胜过他人的孩子，便自认为有私心。对此程伊川评价说：“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心。”（《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孙歌教授认为，在现代视角下，父子之爱被视为私人事务，与公共领域无涉；但在伊川的认知中，这种自然生发的情感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只要坦坦荡荡地流露真情，便是“公心”的体现；反之，若刻意压抑自然情感去迎合某种外在标准，才是“私心”的泛滥。到了明清之际，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使个体私人欲望的合法性逐渐得到承认，“私”作为伦理范畴开始获得正当性。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论述，更是打破了“有公无私”的传统认知，揭示了“公”“私”范畴在社会剧变时期的互换关系，使“公”与“私”的界限呈现出灵活流动的特征。
二、“公”“私”与天道、自然及均平的关系
“中国的公和另一个概念——‘自然’结合，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理念。”孙歌教授如是说。中国思想中的“自然”，并非自然界，而是指事物本然、应然的状态，一种“自己如此”的和谐条理。回顾程伊川对第五伦的评论，其标准正是“自然”：自然而然的父子之爱是公，刻意为之便是私。从这一角度来说，“自然”构成了判断公私的标准。顺应事物的本然趋势去发展，是为“公”；强行干预、添加私意，便是“私”。万事万物有其内在脉络与趋势，“顺物自然”，也是合乎天道。
“天道”是中国思想史中高于“公”“私”的关键概念。孙歌教授指出，在明代以前，天道主要由皇权代表，而明代之后，天道观念开始渗入民间百姓的日常。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这便是明言皇权并不代表公理，甚至是违背天道的一家之私。而李卓吾则更为激进地表示，百姓日常的穿衣吃饭，其中已然包含了“天道”的要求。这使得“公”“私”的判断，愈发与是否符合“天道”“自然”挂钩。
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均平”。孙歌教授指出，“公”这一概念自诞生时起，便带有均平的追求。“均”与“平”作为公平公正的根基，是统治者得天下的前提。明代吕坤将“自然”与“欲望”、“自然”与“均”这些通常被区分开来的概念结合起来，认为“均”是自然的本然状态，“不均”则违反自然。在吕坤看来，社会的不均导致富者消耗不尽财富，而贫者追求不到财富，若能调节使不足者从有余者处获益，便成就了“天道”。这种对“均平”的强烈诉求，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公”观念之中。
三、“公”“私”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发展流变
在厘清公私与天道等概念的关系之后，孙歌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公私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中复杂的流变过程。首先是“公”观念的变化：从原初与公共空间相关的含义，逐渐伦理化，最终与“天道”结合，形成“公理”。《荀子·大略篇》中“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论述，可看作“公”伦理化的开端——君主的权力源于“天”，其职责是为万民谋利，而非独占天下之私。“民”在公的伦理化进程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到明代李卓吾时期，则是将这份对于民的关注，延伸到对于每个人率性之真的追求。他在《答耿中丞》中提出：“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此处所谓“公”已不再局限于统治者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本然本性的正当流露。到了近代，“公”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公平、公正的诉求又指向了民众的平等解放。
反观“私”的发展流变则明显与“公”不同，私在历史上长期被赋予伦理负面意义，公虽然也会在历史的某一具体影像中被“假公济私”所扭曲，但公作为具备正当性的概念，终究可以通过与天道、自然的绑定得到匡正；而私在寻求合法的道路上，则走得漫长而曲折。概括而言，私获得合法性与“肯定欲望”这一思想倾向紧密相关。李卓吾的“童心说”揭示了有私心是人原初而自然的体现，这种对于私的肯定后来被黄宗羲继承，而他们所肯定的私，实际上反映了彼时富裕阶层对于私人利益的追求。顾炎武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己私”与“天下”的关系。他认为天下是百姓之私的积聚，而公的实质则在于百姓的私得到均等的满足。如此一来，私的正当性便蒙着公的面纱，慢慢浮现在了世人面前。
孙歌教授表示，这场“私”走向合法的运动，到了戴震这里才算有了结局。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做出了关键阐释，他明确将“己”与“私”、“欲”与“私”区分开来——“己”的存在必然伴随“欲”，但“己之欲”并非都需要克制，需要克制的是“私欲”。这一区分既化解了“克己复礼”与“为仁由己”的逻辑矛盾，也戳破了所谓“大公无私”的虚伪面具，说明只要欲望发乎自然，便不应被简单否定。
四、比较视野中中国公私观念的特异性
最后，孙歌教授将“公”“私”观念置于中日比较的视野中，阐明了中日“公”“私”观念的差异。她认为在起源阶段，中日两国的“公”都与空间、实体相关——中国甲骨文中的“公”指公共空间，日本的“公”（おおやけ）本义为“大房子”，与共同体的祭祀、收纳场所相关。但二者随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的公私观念在汉代便已实现机能化，即不与固定实体捆绑，公私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即便在“公”的领域，若行为不符合伦理正当性，也会被视为“私”；反之，在“私”的领域中合乎自然与天道的行为，也可被称为“公”。
孙歌教授在讲座中
而日本的公私概念始终保留着强烈的实体性，公私的边界清晰而明确。在日本社会，“公”的实体性表现为明确的层级关系：个体从属的单位（如公司、家族）便是“公”，而“私”必须服从于“公”。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公需要伦理正当性，而日本则缺少这种需求；中国的私具有负面意义，而日本的私只是作为第一人称的下位概念，需要服从公共规则。由此观照中日公私观念的社会走向，孙歌教授指出，中日两国在形成“公民社会”的过程中，都呈现出“非欧美”的性格。西方公民社会强调私人权利与义务，个体是社会权利的基本单位，但中日两国的“私”均不具备这一特征。中国的“私”需要在关系网络中定位，才能获得社会意义与价值；而日本的“私”作为第一人称的下位概念，不具备伦理性，只是隶属于权力的下位概念。
而中日之间这种对于公私理解的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沟口雄三提出的问题：为何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而日本选择了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公”始终包含公平、公有、平分的内涵，即便中国社会引入竞争机制，其背后仍潜藏着强烈的公平追求——竞争不能以牺牲均平为代价，个体利益的实现需与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相契合。而日本的“公”缺乏这种均平语感，只是上位权力的体现，因此没有对公平、公有的强烈诉求，更易接受以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制。
至此，孙歌教授对整个讲座做出了总结，她认为今天的我们依然处在“公”“私”观念发展的历史关头，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如何安放“共同富裕”的公平诉求，如何处理个人欲望与公共福祉的关系，如何构建新的公共想象，都是公私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标识性概念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课题。
提问互动环节
讲座结束后，陈少明教授在总结评议中表示，“私”与“家”的关联性从古至今未曾改变，家作为“私”的基本单位，对于理解中国的公私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家被固化为仅仅代表“私”的实体。如孙歌教授所说，公私概念的机能性是理解其流动性的关键，比如家作为实体，相对于社会是“私”，相对于个体却是“公”，公私不依附于固定实体，而是根据语境与关系不断变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往往是人性中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私”无法彻底根除，二是“私”不能随意泛滥。当我们在面临公私问题时，最难解决的是多重身份叠加所带来的公私困境。当个体作为团体代表时，对外是“私”（代表特定群体），对内却是“公”（代表全体），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公私界限往往难以界定，这也正是公私关系复杂性的体现。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生李书洋提问：中日公私观念的差异，是否和中国推翻了君主制，而日本仍然是君主制这一政治制度差异有关？
对此孙歌教授认为，公私观念是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君主制并非其产生的原因，反而是君主制呼应了既有的公私观念，才找到适合自身的存在方式。日本的君主制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君主制，而是象征天皇制。所以还是要拆分公私观念在组织和运作社会的过程中实际的功能，不必太性急地把它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贺泽鑫提问：中国公私观念的机能性在为私人情感、诉求留下空间的同时，是否也吸纳了人情社会的缺点？日本社会是否也有讲人情的现象？
孙歌教授回答道：日本社会同样有人情，但表现形式与中国不同。关于人情，也无法简单用优缺点来说明。中国的公私界限具有弹性，当“公事公办”被用作负面词汇时，我们并不是要求公务人员徇私情，而是要求他们照顾到人情，这种人情具有合法性。但是在日本，“公事公办”是模范行为，因为他们严格划定了公私的空间界限；但是中国的公与私是可以转换的，我们对于公与私的判断也总是要和天理、均平结合起来才能生效。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也向孙歌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其一，公私概念大概何时传入日本？其二，既然中国的公私观念很早便逐渐机能化、伦理化，那么日本在从中国引入公私观念时，为何舍弃了其伦理意义？
孙歌教授回应道：日本的“公”（おおやけ）本义为“大房子”，与中国甲骨文中“公”的空间含义相似，但日本“公”的发音与理解是基于本土文化生成。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公私的机能性并不说明它完全没有了实体性，我们如今使用公私组词，也常常带有实体意味，只是公私观念的伦理性，使我们对公私的判断具有相对性，任何一个实体都不能完全代表公，因为它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可以成为私。
一位来自中文系的学生在提问中表示：日本中古时期就有女性创作的日记，而中国女性日记直至晚清仍很少见。这一现象是否与公私观念及性别关系相关？女性是否一直被归属于私领域？
对此孙歌教授认为，分析日本女性书写不能孤立进行，需以男性书写为参照。日本女性作品主要以平假名书写，这种书写在日本人的感知中是“柔软”的，与男性“刚硬”的汉文书写形成对比。而公和私作为一个社会分类系统，往往是把男性和女性以家族为单位融入进去，这其中固然有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但难以直接对应。
最后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基于具体经验的问题：在日本，即便是无车辆通行的深夜，仍有人在自觉等待红绿灯。这种行为模式如何演变而来？有何优缺点？
孙歌教授回答说，这种行为模式背后暗含着“不给他人添麻烦”的社交准则，当这种社交准则扩展到公共领域，便表现为对规则的敬畏，而规则在日本公私观念中具有“公”的属性——红绿灯作为公共规则，是高于个体的权威规定，遵守规则即是“私”对“公”的服从。但在中国，“添麻烦”并不只是负担，而是一种维持人际关系的惯用“交往方式”。人们常常在互相“添麻烦”的动态过程中拉近感情、深化情谊，这也正与中国公私观念的机能性交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