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八讲：“妇女”

宋少鹏：“妇女”，即中国现代性本身

3月30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八讲“妇女”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建党史学院宋少鹏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吴重庆主持。

吴重庆教授在讲座开始前，对宋少鹏老师作了简要介绍，称其在妇女史研究上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是国内可以讲授“妇女”概念的权威专家。吴重庆教授表示，“妇女”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别概念。“妇女”可以说是从中国革命中诞生，并伴随中国革命走到现在。它不是一个革命的遗产，而是一个活着的传统，至今仍然非常明显地参与及塑造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与家庭、革命、生产都有密切联系。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实现了社会革命，而推动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妇女”的出现。

一、引言：妇女是身份，又超越身份

讲座伊始，宋少鹏教授以一则故事引入今日的讲座主题。1924年3月，广州人民公园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公开集会，在公共空间中，妇女们用“妇女”指称自己并展示一种集体性的力量与形象。同时，这次集会是政党动员妇女的一次活动，很能体现中国历史中政党与妇女运动的关系。本次讲座为中山大学“标识性概念”第三十八讲，在三月的广州，与听众共同回溯“妇女”概念的思想内涵历史性变动，以及“妇女”作为政治主体与社会主体生成的过程。这种时空重叠也许并非单纯的历史巧合，而是“耦合”，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视域内把“妇女”作为标识性概念提出来，呼吁就是对于中国百年妇女运动实践的理论化、学术性的要求。
 

1924年3月5日的《民国日报》对于广州公园三八节集会的报道，已经出现了女子、妇女、妇女界等语词，出现了“女”字作为限定词的女工、女校等，其报道内容中的“国际妇女节”中的“妇女”已经显然是一个超越了国界、阶层等各种差异的整合性的统称。1924年三八集会的口号已经涉及女性权利、女工保护、家庭制度改革、反抗资本压迫等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中重要的议题。

宋少鹏教授表示，“妇女”不是一个本质性存在，其内涵是流动的，不稳定，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停地注入新的内容。在1924年的这场集会里面，“妇女”的内涵已经超越了阶级、超越了国界，指向全球的国际主义妇女。那么，针对当下妇女的真实处境，“妇女”又可以注入哪些内涵，这是今天讲座试图想讨论的内容。

宋教授认为“妇女”，既是一种性别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妇女”一词在近代出现首先表征的是结构性问题，表明妇女受压迫的社会结构。“妇女”和“阶级”在近代中国几乎同步出现，是当时思考中国未来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概念。妇女不是中国现代性的象征或是表征，而是中国现代性本身，同时也被认为是寻找现代中国的工具与目标。所以，“妇女”作为标识性概念，首先标识的是“中国现代性（理论与实践）”，而非是指向身份政治的“身份”，它指向结构、指向中国现代性的各个面向。

二、概念溯源：从语词演变看中国的现代观念转型

厘清“妇女”概念的现代内涵，必先追溯其语词演变的历史轨迹。宋少鹏教授通过详实的文献考据，梳理了“妇女”“女性”“女界”三个核心概念的生成与互动。

“妇女”一词并非近代新生，在古代典籍中，相比于女子、妇人，虽不常用。但仍可见。先秦《礼记》，《曲礼下》就有“宫庭不言妇女”，《月令》载“禁妇女毋观”，彼时仅为泛指女性群体的普通称谓。东汉《说文解字》释“妇”为“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后常被用于引证妇女在儒家秩序中的地位低下，以及妇女在儒家秩序中以家内劳作为妇事传统职责。明清时期，“妇女”一词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到清代，“妇女”“妇女”才一跃成为最主要的女性代名词，一直到五四前后，“妇女”始终是最通用的女性代名词。

清末民初，“妇女”概念在中国面临的近代危局中，在中西文化的各种碰撞中，内涵逐渐发生变化。新文化运动中，因讨论旧制度，“妇女”这一名词与婚姻家庭的内在联结，而被广泛使用。“妇女”的问题化与“中国”的问题化是同步的，是其一部分。而“妇女问题”的广泛讨论也使“妇女”的角色走向了家庭外，“妇女”这一名词成为家庭外的集体概念。

新文化运动中，“解放”成为“妇女”的最高频共现词。“妇女”成为承载新中国、新社会、新国民等各类现代理想的载体。伴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妇女解放”与“妇女问题”的问题域下已暗含了两条不同路径，一种是以“性属”为基础对于“两性问题”，一类是“妇女问题”。

与“妇女”的现代内涵转型相伴生的，是“女性”观念的出现与演变。宋少鹏教授指出，“女性”作为指称女子的名词，在1920年代中期后才广泛使用。“女性”概念的出现是与生物学、社会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知识的传入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对“人”的认知从“伦理之人”向“生物之人”的转型。“女性”一词在时人的使用中往往就是在这一鲜明的生物性基础上的言说，比如“两性问题”就不同于“妇女问题”。

1902年已见“女界”一词，最初指关心女性进步事务的松散社群；1903年《女报》改为《女学报》，设立“女界近史”专栏，收录中外女权、女学新闻；同年金天翮《女界钟》的出版，进一步将“女界”与国家救亡图存联结起来，强调女性的国民责任。“女界”一词的出现是近代社会合群逻辑的产物，同时又被妇女内部的差异所分裂，往往成为城市中流阶级妇女的集体名词代称。

三个概念的互动与分化，共同勾勒出中国现代性别相关话语的复杂性。“女性”聚焦个体生物属性与性别特质，“女界”强调国族范畴内的女性群体与国民责任，而“妇女”逐渐演化成对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父权制下的妇女处境）的表征，以及改变这种处境与追求新社会的革命主体，从而成为兼具结构性与实践性的政治概念。宋少鹏教授特别提醒，不应将“性别”简单等同于“妇女”的替代词，二者既有交集，更有本质区别。“女性”以性别差异为基，而“妇女”指向结构性问题，以及以“妇女”为主体的集体行动。

三、实践生成：从集体行动到制度建构

如果说概念内涵之嬗变是思想观念层面的突破，那么妇女运动的实践，特别政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实践则促成了“妇女”作为政治主体的制度化生成。宋少鹏教授通过还原不同历史时期的妇女运动实践，揭示了“妇女”概念如何从观念走向现实，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核心参与者。

1924年广州“三八”妇女节集会是这一进程的重要节点。此次活动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组织，何香凝提议发起，廖仲恺发表专题演讲，约2000余名参与者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宋教授分析，这场集会展现出来的塑造“妇女”集体身份的三大机制：政党的组织动员、媒体的宣传造势、公开可见的集体行动。游行标语中，女性权利（劳动权、教育权、参政权）、家庭制度改革（反纳妾、反童养媳）、反资本压迫、民族国家建设等议题并存，预示着“妇女”概念从一开始就兼具性别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内涵。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妇女运动纳入其革命整体布局，并在创建了妇女工作机制。1921年中共一大后，党迅速改组“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平民女学校，出版《妇女声》杂志，明确提出“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决定党内设立妇女部，建立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妇女工作机制不断发展完善，妇女工作的内容伴随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有所调整，但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是一贯与坚持的。而妇女工作机制中的核心元素与工作手法基本是一致的。党的领导体制、意识形态领导（包括对于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的宣教）、组织体系（包括妇女干部的培养）建设、配合中心工作组织妇女等。中国共产党制度化、常态化的妇女工作机制，以及对于妇女的组织与动员，这是“妇女”身份得以稳定生成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的制度化建构进入新阶段。1949年3月，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全国民主妇联，建立起全国性妇女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值得一提是，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妇联”作为妇女界的代表参与。这是对“妇女”作为政治主体的制度化承认。
 

四、历史溯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的“生产”与“生活”

从理论层面看，“妇女”概念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密切相关。宋教授认为，新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运用与马克思主义女权批判理论的侧重点有所区别的。后者，侧重于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运用，指出对于妇女劳动的剥削，从而建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新中国是在建设视域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运用是从生产-再生产理论框架。再生产理论框架下，妇女的再生产劳动进入国家视域，托儿所、公共食堂等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应有之义。但集体主义时期，还有一个工作层面的具体说法，“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实则非常有理论意义。“生活”同样是一个政治概念，“生活”在创建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创建新社会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学术关注。以往的妇女研究核心关切传统“再生产”，比如幼儿园等，但没有关切“生活”。而“妇女”与“家庭”在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代语境下，“妇女”概念的理论内涵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宋少鹏教授认为，90年代以来的妇女研究中，对于主体性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产生主体的社会结构与妇女运动，容易导致对妇女主体理解的虚空化。同时，面对个体化、市场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集体生产的解体，使集体化时期以生产为核心的组织妇女的机制不再有效，社会分层也抽去了妇女团结的基础，那么，面对妇女内部的差异，还需要“妇女”这个名词吗？还有必要以“妇女”来呼唤“妇女”的团结吗？

五、当代追问：从“生产”转向“生活”的理论重构是否可能？

在梳理百年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宋少鹏教授将目光投向当代，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追问：在集体化生产解体、家庭功能回归的当下，“妇女”这一集体概念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应如何回应家庭功能与情感伦理价值上升的现实？面对少子化、养老等全球照料危机，“妇女”概念能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内注入新的理论内涵？

宋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对“妇女”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集体化生产的解体使得传统以生产为核心的妇女团结机制弱化，而家庭功能的回归、少子化背景下家庭关系中母-女关系的增加、养老与育儿等照料需求的上升，为“妇女”概念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基础。宋教授认为，当代妇女理论的建构或许可以考虑从“生产”向“生活”的转向，将照料劳动、家庭关系、社区建设等领域作为妇女团结的新载体。

这种转向并非对传统妇女解放理论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宋教授认为，家庭照料劳动的价值不应被简单否定。从批判理论视角出发的理论看到了妇女照料劳动的“剥削”与“压迫”，但忽视了照料劳动中蕴含的互助精神、情感与伦理价值，而这种互助与合作精神恰恰是社会主义理想中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

社会治理层面，“妇女”概念同样具有重要的标识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妇联等群团组织通过群团改革，从“妇代会”到“妇联”的转变，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宋教授认为“妇女统一战线”在当代具有新的内涵。如果说“妇女”是中国百年革命与百年妇女运动最宝贵的制度成果与观念成果，正如吴重庆教授所言的“活的传统”，那么，当下的我们能否接得住这份“传统”。比如，面对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割裂，是否可以通过“妇女”这一概念寻找社会团结？而妇女在社区照料、乡村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是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力量，这是不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与儒家责任伦理的有机结合的体现？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妇女运动，“妇女”概念的超越性与未来性更加凸显。从1924年纪念国际妇女节，游行标语中的“打破帝国主义”，到今日南南合作中的妇女交流，“妇女”始终承载着跨越国界的妇女国际主义与妇女统一战线的功能。宋教授追问在这个正在发生着巨变的全球格局中，“妇女”是否还可以起到团结与联结的功能？
 

六、问答互动：碰撞中的深化思想

讲座结束后，吴重庆教授对本场讲座作出评议。他认为，标识性概念不仅是用来回应经验、解释生活、推动理论的创新，本场讲座中提到的从不同时期围绕女性而产生的不同概念，蕴含着巨大的建构力量，对生活和整个社会有着巨大的建构力。宋少鹏教授讲座所呈现的内容，不是一般的概念史研究，她的研究过程与思路，与这个时代不同历史阶段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有温度的学术。当下不少人找不到学术的动力在何处，那是因为所做的学术与我们的生活与时代脱钩。

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表示，此前已在北大文研院听到宋少鹏教授相关研究片段，此次完整听完讲座深感惊喜，认为报告兼具专业性、丰富性与深刻洞察力，远超他此前对“妇女”概念的认知。陈少明教授分享两点见解，其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将“关键词”与“标志性概念”这对词弄反。关键词的“词”其实不是词，讲的是概念，而标志性概念其实是标志性词汇。关键词多为组织理论或观点的工具，部分无实际指向对象；而标志性概念本质是“标志性词汇”，源于对现实人、事、物的辨识与命名，经研究界定后可升华为概念，且不局限于特定学科。他高度认同“妇女”并非专属某一学科的术语，而是关乎中国现代性的核心议题，其与现代文明、市场变化及女性地位提升深度绑定，绝非单纯的意识形态产物。其二，本次讲座的核心价值在于突破“象征”认知，指出“妇女”并非现代性的表象符号，而是现代性问题本身。若无妇女问题，现代性议题将缺失半数以上核心内容，这一见解极具启发性。同时，陈少明教授赞赏宋少鹏教授立足经验关照现实的理论取向，认为关于家庭劳动价值评估的探讨，将关乎我们社会未来的前途。

提问交流环节，现场同学围绕讲座核心观点展开了热烈讨论，宋少鹏教授逐一予以精彩回应。

针对如何回应网络上非理性声音的这一问题，宋教授表示，研究者的核心责任不是直接回应舆论上的言论，研究者工作是通过扎实与细致的研究打捞更多的历史经验资源，从而为人们思想现实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她强调，妇女研究应兼具“温度”与“理性”，既要关切现实处境，这往往是学术问题的来源，但在研究时要避免被情绪与立场裹挟，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

对于有同学提出从生活领域塑造妇女团结是否具有可行性的疑问。宋教授以当前各地兴起的社区中的长者食堂、亲子教育互助小组等为例，说明基于照料需求的社区团结具有巨大潜力，而妇女作为照料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天然是这种团结的核心组织者与推动者。

在回应集体主义时期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研究困惑时，宋教授建议，历史研究应尊重当事人的经验与记忆，避免用现代概念裁剪历史。她指出，集体化时期的妇女之所以对如何养育孩子“想不起来”，并非因为这些劳动不重要，而是因为在当时的生活处境中，生产劳动在家庭生存中更为重要；另外，当时的孩子养育也不似于当下的密集母职的要求。当时对于养育孩子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不一样的。这种“记忆的沉默”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现象，值得深入分析。

针对政策介入家庭领域是否会导致公共权力膨胀的担忧，宋教授认为，基于生活的妇女理论重构并非是让公共权力侵入家庭，而是想在理论层面承认妇女在生活领域中作用与贡献，以及“生活”对于社会关系社会伦理重塑的重要性。

“妇女”概念的百年演变，见证了中国现代性的艰难求索及其妇女在其中的重要性。而对这一概念的理论重构，则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