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专业交叉与学科交叉论坛·PPE”系列讲座 | 第一讲“经济全球化中强制的物的流动”成功举办
经济全球化中强制的物的流动
“在地的PPE”第一讲纪要
2024年12月13日下午4:10，中山大学第二期“专业交叉与学科交叉论坛·PPE”系列讲座“在地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第一讲“经济全球化中强制的物的流动”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吴重庆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2024级PPE班主任卢俊豪老师主持。卢俊豪老师对吴重庆教授的研究内容与著作做了简要介绍，特别提到吴重庆教授对实践世界的宝贵观察和多样的研究视角。吴重庆教授表达了对PPE的期待，指出“在地的PPE”中“在地的”尤为重要，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更清楚地认识当今现实的中国与世界。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深刻改变世界的力量，通常被描述为“自由流动”的过程。然而，吴重庆教授从批判角度出发，提出“强制的物的流动”这一概念，强调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通过不平等手段实现的扩张。吴重庆教授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从历史维度和世界体系的理论视角，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强制性”的表现及其影响。
1.自然经济的耕织结合与内卷化
在中国进入全球市场之前，中国传统经济以乡土自然经济为主，其典型特征是耕织结合。乡村家庭通过农业与手工业（农业和非农生产）相结合的方式，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费孝通也在《江村经济》中指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非纯粹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人口众多与土地稀缺的矛盾使得农业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逐渐显现，乡村经济长期处于“内卷化”状态；农民通过“精耕细作”与发展传统手工业，使得有限的土地得以承载更多人口。但伴随这种模式的是人力成本的极端低廉，工业化的转型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并不显著，这削弱了中国对技术革新的需求，导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传统的自然生产方式。另外，中国尽管有较活跃的商品活动，但由于家庭的生计问题在自然生产下能够维持，加之中国内部拥有多等级的大市场体系，其中商品的流通交换能够满足非农业的需求，导致传统中国不具有同外部进行跨国贸易的迫切需要。
2.工业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
吴重庆教授指出，相较于中国内部的自给自足，世界对中国的需求非常强烈。早期中国以丝绸、茶叶和陶瓷等非竞争性商品的出口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欧洲殖民者为维持长期的逆差，大量地从美洲掠夺白银等贵金属支付来自中国的商品。欧洲殖民者为解决难以为继的严重逆差问题，需要在中国开辟市场以赚取白银——然而自给自足的中国并不需要外来的商品，因此殖民者采用了一套创造需求开拓市场的组合手段：
一是倾销鸦片。成瘾品带来的持续消费使得欧洲殖民者能够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自18世纪中叶起英国开始在印度殖民地种植鸦片并销往中国，以支付购买茶、生丝的费用。其销量从1760年的200箱骤增至1830年的30000箱，造成了中国国民身体健康情况的恶化和大量白银的外流。
二是扶持军阀。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市场的首要任务便是寻找战略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以开展贸易活动，同时通常会在这些关键地点的周边区域，精心挑选那些能够代表并维护其利益的当地代理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以军事手段迫使中国打开通商口岸，并支持军阀在地方割据，进而在势力范围内倾销本国的工业品。原来的中国农民在兼有农业与非农生产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乡土手工业又无力与成本更低的西方工业竞争，农民的副业被破坏，导致中国农民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三是创造“文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侵略、军事侵略外，还有文化侵略，即塑造一种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例如用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代替烟斗，提倡戴“文明镜”（眼镜）。但是过“洋气”的生活需要购置新的“洋货”，进一步提升了地主的消费；为了维持这种消费，地主向农民征收更高的地租，农民在收入来源减少和苛捐杂税增加的双重打击下陷入绝境，引发了长期的抗租斗争。
这些打开中国市场的方式使得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开始失去稳定性，大量农民流向城市或陷入贫困，社会矛盾加剧。西方列强还通过割地赔款、金本位制等手段直接掠夺白银，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经济自主性。
3.等级化的世界体系
吴重庆教授结合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依赖于全球劳动分工的等级化结构。这一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掌握高端技术和品牌，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中心；通过提供制造能力逐步向中心靠拢，但仍受制于核心技术和市场规则的半边缘；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国家，被动充当全球经济体系附属的边缘。
资本主义以世界为存活范围，并且为了维持这种等级体系的中心，不断向全世界延伸，将新的地区纳入世界分工中，以维持边缘区生产产品的低成本。边缘还难逃被“同质化”的命运：沃勒斯坦通过对俄国、印度、奥斯曼帝国和西非的比较，指出边缘的生产进程会向“创立或大规模扩张商品化农业”和“减少或消灭当地的工业制造活动”转变。吴重庆教授用“强制商品化”描述前者，即原先农民为满足生活需要而种植的多种作物被成规模单一的商品化种植取代；而大规模的单一种植又带来单一的分工体系，剥夺了边缘殖民地的工业化机会。殖民地被“去能”（depowerment），广大独立的旧殖民地时至今日，发展起来的仍寥寥无几，正是新自由主义“强制”的“自由流动”无形中导致的。
结语 想象未来的世界体系
在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第六卷本的构想中，二十一世纪中期将会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吴重庆教授最后引用沃勒斯坦的话：“我感觉，到那时我们将处于一种全新的情势之中。现代世界体系将见证它自身的结束，让位于一个或多个迄今不为人知、也是不可能知的后继体系。其特征我们迄今还不可能予以勾勒。”“两个一百年”中，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在本世纪中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应该对人类文明有较大的贡献”，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当前正逐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或许能够跳出“边缘-半边缘-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结构，构建一个与中国有着更深刻联系的世界体系。
在接下来的自由讨论环节，现场同学们与吴重庆教授就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吴教授对同学们的疑问一一进行了回应。问答环节结束后，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