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战略研究”学术工作坊——共谈“亚太海域的历史变迁”讲座顺利召开

徐桑奕助理教授首先从近代亚太海域的历史变迁为本次工作坊做引。近代的亚太海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走向碰撞和交流的场域。英国学者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一书提到，从16世纪到18世纪整个亚洲东部海域是由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相继统治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到了18世纪以后，英国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地在亚洲东部以及太平洋西部获取优势。亚太海域是促进商业和文化交往的场域，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广州、澳门等地开展多次商战，这些国际港口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植物学家停留，通过广州港口前往中国华南地区，获取植物标本，之后送往本国进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对亚太海域的探索逐渐从官方引领向散商自主航行探险方向发展，这些散商在亚太海域开辟了从北美大陆输送皮毛贸易至亚洲的商业模式，最终使得整个亚太海域成为一个有机的联系的整体。

牛军凯教授强调了亚洲本土的海上商业活动对于亚太海域秩序形成的影响。首先，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亚太海域就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商业网络，并基于此形成了特殊的海上政治秩序。马来人在东南亚环南中国海地区至少维持了近3000年的海洋统治，其统治的最远边界向东可达复活节岛，向西可达马达加斯加岛，早于欧洲人到达之前。第二，海洋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海洋贸易活动的开展。对比马来地区，中南半岛地区的国家如泰国、越南等对海洋的重视程度较低，这些国家更重视陆上农业的发展。中国的海岸线从辽宁一直到延伸到广东、广西，但仅在海上私人贸易开展较为频繁的华南沿海，尤其是福建地区形成了海洋意识。海洋贸易活动中的合作精神和冒险精神构成了海洋意识的形成。第三，南宋以后，中国商人开始在亚太海洋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南宋以前，中国对亚太海洋贸易的参与以中国商人开展的私人贸易为主，南宋和元朝则以官方贸易为主。第四，对于农耕文明来讲，海洋阻隔了交流，但在海洋民族来看，海洋则是一条促进交流的通道。这种情况在马来地区尤为典型，马来地区的政权是一种岛屿式的政权，东南亚地区多雨的气候条件决定了水运要比陆运方便，因此这一地区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水域完成的，而不是陆路的方式。第五，无论是否是殖民时代，本地人都应该处于本地叙事中的核心位置。大航海时代之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相继出现在亚太海域，他们的出现将亚太海洋秩序并入世界海洋秩序中，将原本就存续的亚太海域市场并入了世界市场。

历史学系陈烨轩副教授从贸易和宗教多角度分析了亚太海域秩序的历史变迁。首先，中国沿海城市的人常以“海滨邹鲁”自称，强调自身的作为海边孔孟之乡的属性。这种属性强调耕读，安土重迁，与海洋贸易所培养的海洋意识有所出入。这种说法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中国古代的海滨城市具有内陆性的一面。第二，在大航海时代，太平洋—印度洋地区也存在着一个三角贸易区。葡萄牙人从墨西哥装载中国所需要的银矿运输至东南亚马尼拉，并在马尼拉与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进行交换。第三，东南亚地区宗教的传播与海岛民族对本地政权的建设息息相关。如一些东南亚的土著君主依靠伊斯兰教凝聚了自己的族群，由此获得与其他族群竞争的资源，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经历本土化后也迎来了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

历史学系（珠海）谢信业博士后分别分析了亚太海域中的暹罗、缅甸、越南基于本国面向世界的战略传统。第一，暹罗、缅甸的外交政策带有“曼荼罗”的色彩，即“与我相邻的国家都是敌人”。如贡榜君主的自我定位是一位“欲胜王”，几乎本能地将周围的暹罗、中国以及英属印度视为缅甸帝国的敌人。第二，暹罗外交政策中的“曼荼罗”的色彩。暹罗优先的敌人是缅甸，1824年英缅战争中缅甸落败，对于暹罗已经不构成主要威胁，此后原本是暹罗盟友的越南阮朝接替缅甸，成为了曼谷朝廷区域霸权最主要的竞争者。暹罗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也属于一种“曼荼罗”关系，由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力量且不与暹罗接壤，在暹罗与缅甸的战争中，位于缅甸后方的中国成为暹罗最佳的盟友。第三，19世纪前期西方列强在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曼荼罗”外交战略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如缅甸在进攻暹罗时曾散布“英国人将出兵曼谷”的谣言，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1827年万象起义，以及之后的暹越战争。暹罗与英国的关系较为复杂，逐渐在马来半岛和下缅甸站稳脚跟的英国既是暹罗需要防备的对象，又是其进攻缅甸的盟友。柬埔寨也一度试图联系法国进攻越南。第四，法国入侵之前，越南阮朝对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经历了从一开始不参与英法列强纷争的中立态度，到完全不与西方列强建立政治联系，施行以“一口通商”为标志的“锁国”政策的转变。

历史学系徐露博士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了亚太海域秩序的历史变迁。第一，亚太海域的范围广泛，从热带延伸到温带水域。水上世界里展现出水、浮冰等不同的形态，是自然反映出的一种秩序。水下世界里，由于能量流分布不均，不同种类的鱼类利用太平洋的地理和季节能量差异制定迁徙的策略，允许它们在生物量低的地方繁殖（通常在赤道地区），并能在更丰富的地方觅食（通常是高纬度地区），鱼类洄游也构建起一种秩序。另外，迁徙动物消亡、死亡和亚太海域里的人的捕食行为，可以使整个海洋中的能量被重新分配，构建起一种从海洋流向陆地的海域秩序。第二，亚太海域及其秩序是动态变化的，亚太海域连接了新旧大陆，过去的几百年间，亚太海域的政治和生态秩序非常的不稳定，沿海生活圈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为被殖民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生活在这片海域上的人种也发生了变动，让海域本身的秩序因此频繁变迁。第三，亚太海域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由很多个并不类似的但存在互动的海域圈连锁构建成：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菲律宾海、安达曼海、马六甲海峡以及太平洋岛屿周边海域等。各海域中又存在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最后徐露博士通过聚焦“季风、跨洋航行与亚太港口植物群的组成变化”与“19世纪采珍珠潜水员及水下种族主义的诞生”两个案例进一步分析了亚太海域秩序的变迁，并得出结论：亚太海域秩序是动态的，不是人为划定、一成不变的。洋流、鱼群等海洋要素以及海滨人类活动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亚太海域秩序的走向。

在互动环节，在场学生和老师就“跨洋运输对亚太海域秩序构建的影响”、“美国在亚太海域秩序中的身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亚太海域秩序构建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地讨论。

本期“历史与战略研究”学术工作坊是2024年度的收官之作，未来的工作坊将继续推动历史学与战略研究之间的“对话”，为广大师生提供思想交流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