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中的文化交流与身份认同”人文工坊成功举办

2024年10月22日，第十二期“人文工坊”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永芳堂433会议室举行。本次“人文工坊”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主题是“古典文明中的文化交流与身份认同”。

 

本次“人文工坊”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李智、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吴蔚琳共同组织并做主题报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江滢河做引言，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朱璇、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王伟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曹鸿等参与对谈。

 

 

江滢河老师在引言部分以澳门的土生葡人为切入点，介绍了这一群体在澳门的生活概况，并指出在他们身上非常能体现出身份认同的问题：在1999年澳门回归之时，葡萄牙政府给予了澳门土生葡人葡萄牙的身份，但他们中的部分人最终仍选择返回澳门，认为澳门才是自己的家乡。

 

人类文明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的人们首先会形成对所在群体的身份认同，同时与外界进行文化接触与交流。在探讨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不同维度下古典文明的文化交流与身份认同是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第一组报告：梵语巴利语文本所见泰米尔人（Damila）和僧伽罗人（Sinhala）的互动与认同

 

吴蔚琳老师首先介绍了本次报告的研究背景：历史上南印度王国征战斯里兰卡时期，泰米尔人开始在该岛北部立足；英国人统治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又使近百万南印度泰米尔劳工到岛上；上世纪50年代末期，斯里兰卡政府不公平的民族政策引发了泰米尔人与国家的离心力，在以猛虎组织为代表的泰米尔武装组织开始暴力反抗斯里兰卡政府后，泰米尔人问题进一步恶化，并演变为近30年的内战；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虽然结束了，但泰米尔人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泰米尔地区的权力下放和自治机制在僧伽罗极端主义的抵制下，离人民的期望相去甚远。

 

 

随后，吴蔚琳老师展开了她的报告。

 

首先，吴蔚琳老师引用梵语巴利语文献和汉译佛典，介绍了斯里兰卡的开端。根据斯里兰卡史诗体文本《岛史》的记载，公主苏悉玛和狮子（巴利语sīha）结合生下儿子狮波护，狮波护建立了狮子城并自立为王。但他的儿子毗阇那因人凶残而被流放海外，漂泊到兰卡岛，并在兰卡岛建立王国。“师子国”“师子洲”一般认为对译的是梵语词 Siṃhaladvīpa 或巴利语词 Sīhaḷadīpa；19 世纪初期，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主义者阿纳加里卡·达摩波罗将 Siṃhala 加以英语化，写成Sinhalese（“狮族”之意），成为僧伽罗族自我标榜的身份认同。但是这个身份构建与认同需要进一步考察。

 

接下来吴蔚琳老师指出，巴利语词damiḷa（泰米尔人）最早的文本记载在《经藏》的《小部》。根据《岛史》的记载，史书编纂者对泰米尔统治者并没有偏见反而认为他们对兰卡岛的统治是合法的，此外《岛史》和佛教高僧摩诃那摩所作的斯里兰卡编年史诗体文本《大史》对毗阇耶王（Vijaya）统治兰卡岛的传说，故事记载不尽相同。

 

根据《大史》记载，毗阇那及其随从与来自南印度泰米尔的女子结合，共同缔造兰卡岛上的王国。但与《岛史》相比，《大史》中出现了泰米尔人作为佛法的毁坏者的负面形象，后世的《塔史》承袭了《大史》的记载，也把不信奉佛法的泰米尔人视为对立面。事实上，古代泰米尔人中不乏信奉佛教者，吴蔚琳老师援引了斯里兰卡现存的碑刻铭文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大史》否定的是不敬佛法的泰米尔人，而并非把所有泰米尔人都视为敌对者。

 

吴蔚琳老师还讨论了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的构建。汉文史料和考古发现足以说明，至少到9世纪，斯里兰卡佛教是大乘学说与多种部派共存的局面，接纳大乘学说的无畏山寺可能比大寺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直到12世纪，在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统治期间，他以大寺的受戒仪式统一了兰卡岛上的三大佛教派别，以大寺为上座部佛教正统的传承在官方层面才得到认可。从此，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 Buddhism）”专指大寺的传承。

 

吴蔚琳老师最后还提到， Sīhaḷa（僧伽罗）和Theravāda（上座部）这两个概念本来就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这既为佛教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也为传统内部的推陈出新埋下了伏笔。

 

评议环节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朱璇指出，吴蔚琳老师的报告主题很有创新性的同时还使用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进行支撑，对巴利语重要历史文献的梳理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吴蔚琳老师在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也很有探讨的意义，例如早期大寺派和后期斯里兰卡占主流的大寺派的关联问题，泰米尔人的信仰体系的演变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日后的深入研究。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王伟均指出，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很大的民族仇恨，但随着时代发展由于宗教等问题产生了分化。吴蔚琳老师的报告通过探讨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的民族建构问题，能给予当今斯里兰卡严重的民族冲突一点历史性的思考。

 

第二组报告：“亚述人”身份的产生与流变

 

李智老师首先从美国旧金山市亚洲艺术博物馆前的一尊雕像引入了话题。这尊雕像塑造的人物是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它于1988年5月29日由亚述人献给旧金山市政府。然而亚述作为国家在公元前600多年便已经灭亡，为何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亚述人呢？带着这个问题，李智老师对亚述人身份的产生与流变进行了研究。

 

 

李智老师首先介绍了亚述人的起源，在古代西亚的楔形文字文献中，关于“亚述人”有四种称呼：“亚述城的人/儿子” “伊利尔神/阿舒尔神的人民”“亚述之地的人民”和“亚述人”。阿舒尔神在最初是一个山神，信奉阿舒尔神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了一个城市。随着时间的发展，以这个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早期城邦，这便是亚述。这一时期的阿舒尔神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阿舒尔神是最高的王，而城邦的实际统治者只被看作是“阿舒尔神的管家”。到公元前14世纪，亚述人开始用“亚述之地”来形容自己的国家或是国家的核心区域。

 

随后，李智老师介绍了在亚述扩张时期亚述人身份的演变。随着亚述的实力不断增强，亚述人开始跨出传统亚述的核心区域，不断向外征服扩张。从公元前13世纪开始，亚述实施将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迁徙至亚述本土的政策，这些被征服的人民主要在亚述从事农业和建筑等工作。到了公元前9世纪中叶至前7世纪中叶，亚述通过这样的民族迁徙政策重新安置了35万至53万人。在大部分地区，亚述采取地域置换的线性民族迁徙政策，从而加强亚述对各地方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亚述人对被征服的民族进行了民族同化，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更多亚述人。但在亚述征服了亚兰后，关于亚述人的界定出现了一些困扰。

 

关于亚兰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公元前14世纪的一份地名清单，亚兰在政治上从未实现统一，而是被视为一个跨地区的族群与文化实体。亚兰虽然被亚述所征服，但在文化层面上反而征服了亚述。至少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亚述就开始同时采用了亚述语和亚兰语作为官方语言，随后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西亚地区亚兰化”现象，即新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和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先后将亚兰语作为行政用语乃至官方语言。由此，亚兰人和亚述人的概念变得难以界定。

 

最后，李智老师介绍了从中古时期到近现代以来，亚述人概念的变化。在近代以前，西亚地区东方教会的基督教徒会自称亚兰人或叙利亚人。在他们的语境中，“亚述”的含义主要包括古代的亚述国家，和亚述最后一个首都尼尼微这个城市以及城市周边的区域。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欧洲人在西亚进行考古和发掘，亚述的概念产生了更大的偏差：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莱亚德将当地的基督徒称作“古代亚述人的后裔”；1870年英国国教在乌尔米亚传教时使用“亚述人”称呼当地人，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使用“聂斯托利派”（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异端）的称呼；1880年英国国教在乌尔米亚的传教被定名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亚述基督徒的传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亚地区东方教会的基督徒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而现代叙利亚国家的建立强化了他们对“亚述人”的自我认同，海外的一些叙利亚正教会民众甚至希望与东方教会民众融合为统一的亚述民族。但实际上，叙利亚正教会官方又是反对使用“亚述人”这一称呼。李智老师指出，亚述人从最初的由信仰同一个神明的宗教紧密联系，随着时间发展产生了各种概念的转换，形成了一个跨越四千年的民族身份认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较为少见的现象，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话题。

 

评议环节

 

林英老师在评议中，对李智老师的研究给予了肯定评价，认为李智老师在探讨亚述人身份认同的演变时，采用了宏观的历史视角，跨越了上千年的时间维度。尽管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李智老师却能够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特定的历史材料上，主题鲜明，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史料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也展示了他在历史研究领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分析能力。

 

曹鸿老师在评议中，谈到了这种“亚述人”的认同与当代美国身份政治的联系。他指出，在今日的美国社会中，移民群体族裔和种族的多元化是显著特征。不同族裔和种族的身份标签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也会受到外界社会对这些身份的刻板印象的影响。他猜测，早年移居美国的伊朗和伊拉克人，是否可能为避免美国社会对此类身份的误解和偏见，或者为淡化负面影响，而强调“亚述人”的身份。这种对古代文明的追溯，可能是一种身份建构的策略。这些现象触及了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值得深入探讨和反思的重要议题。

 

在两组报告结束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诚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烨轩也加入到讨论中。李诚老师探讨了19世纪英国与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政治关系以及技术引进对伊朗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影响。他提到这一时期英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伊朗传教、英国的先进工业技术传入伊朗、伊朗国王会前往英国参加一些国际交流活动等，这样的互动不仅塑造了英伊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对伊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烨轩老师提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关于亚兰人的相关记载，并询问应该如何界定中古时期的亚兰人。李智老师回应道，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亚兰人，可能指的是生活在今天叙利亚和伊朗西北部地区的族群。在探讨亚兰人的身份时，由于这一群体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较为多元，因此将其视为一个地域性为主的概念可能更为恰当。

 

此次“人文工坊”不仅是一次学术知识的分享，更是对跨文化理解与尊重的一次深刻反思。通过两位老师所作的主题报告，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文化之间复杂的交流与碰撞，以及这些交流如何塑造了不同民族独特的身份认同。

 

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收获颇丰，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深入探讨此类议题，这次会议不仅加深了参与者对古典文明的理解，也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