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高端学术论坛顺利举行
“生态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论坛综述
蒋晶 蔡思远 徐开元
2024年5月11日至12日，由中山大学艺术学院、中华美学学会生态美学专业委员会、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共同主办的“生态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论坛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顺利举行。本次论坛是国内首次举办的以生态艺术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及出版社的三十多位专家、教授、青年学者到场参会并发言。与会专家学者聚焦生态艺术学建构的核心问题与具体路径展开热烈交流和讨论，涉及生态艺术学元理论、理论建构路径及意义、生态艺术门类论等重要议题。与会学者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中探寻思想资源和可能路径，展开与西方传统艺术理论的对话和反思，挖掘生态电影、生态音乐作品等门类艺术领域的潜力，为生态艺术学建构拓展了丰富的理论空间与实践路径。
为应对艺术学生态转型的迫切需要，克服当下的学术窘境，回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生态艺术学建构顺势而行，且已成为艺术学科与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新兴领域，和催生艺术学、美学理论创新的有力增长点。
5月11日上午，“生态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高端学术论坛在中山大学学人馆会议厅隆重举行，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程相占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山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教授，中华美学学会会长高建平教授，中山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金婷婷教授分别致开幕辞。
校长高松教授向与会专家学者和师生介绍了中山大学及艺术学院的历史积淀与沿革、学科特色优势和近年来取得的突出成果。高校长表示，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是大湾区艺术与美育教育的重要高地，本次生态艺术学前沿会议在此举办不仅有力推动生态艺术学体系建构与生态文明建设，也定将裨益于中山大学艺术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高校长还提到，此次会议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发展理念，在当代前沿艺术创作实践基础上，更聚焦和回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命题，体现了学者与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高建平教授在开幕辞中表示，美学与艺术学结合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术”与“道”的结合。他指出，要发展艺术，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高教授认为，艺术学理论研究具有四个指向：第一，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研究，并为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形成整体性的艺术理论，确立艺术一般概念；第三，发展艺术与相邻学科的研究，从而使艺术真正成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第四，明确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使艺术与日常生活、社会进步和社会美育结合起来。
其后，艺术学院院长金婷婷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以本次会议为契机，从万物共生之美与生态艺术学建构的视角中重新思考艺术学，加强艺术与自然、科学、人文的交融互通，搭建交流合作桥梁，推动学科平台建设。
此外，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管理中心主任邱邑洪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相关情况”为主题作了发言报告，从经费增长、规范管理和专家库建设三个层面指出艺术学发展的良好态势，对未来人文艺术学科的高质量发展作了美好展望。
本次会议围绕“生态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对生态艺术学建构元理论、生态艺术学建构的意义、路径与理论研究、生态艺术学视域下的文艺实践等方面进行了研讨，现将会议发言择要作如下综述：
一、生态艺术学建构元理论
对生态艺术学建构元理论的提出、阐释与论证，是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多位学者将理论问题从概念辨析、概念演变、古代理论资源等不同方面进行探讨，生态艺术学与现代性问题、与中国古典美学、生态美学的亲缘性等，构成了生态艺术学建构重要的理论基础。
深圳大学高建平教授在题为《现代艺术与艺术概念》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人翻译的“艺术”对应西方有art、Art、the fine arts三个词，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概念，只有结合历史语境才能准确说明三者的联系与区别。高教授认为，艺术在传统意义上的三分是精英艺术、通俗艺术、民间艺术，而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诸多美学理论是建立在精英艺术的基础之上。当代意义的艺术则分为传统艺术，先锋艺术，通俗大众的艺术，而先锋艺术所提出的问题促进了艺术概念的更新。当前所谓“艺术终结论”，是艺术走向观念而超越形象自身，逐渐与美脱离、与进步观念的脱离，走向审美泛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基于此，概念艺术虽然隔离了美与艺术的关系，但艺术仍是要回到对人的感性需要上来，作为感性的广义的美存在，仍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与美的关系在新条件下的重建，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建构生态艺术学的需要。最后，高建平以“超越美学的美学”（aesthetics beyond aesthetics）作结，为生态艺术学思考和处理艺术与美的关系提供一种理论可能性。
深圳大学李心峰教授从中国传统思想中“通”的观念入手，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与当代生态艺术学链接。李心峰教授指出在中国古代“通”的观念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天人相通”，古人用“天”或“天地”的概念去表征今日之“自然”概念。换言之，人天关系就成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表征。中国古代讲求“天地相谐”，将人本身视作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更为深刻的认识。李心峰教授认为，无论是生态艺术学还是艺术生态学，都要以生态或环境与艺术，或艺术与生态或环境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和思考的轴心。而中国古代极为丰富宝贵的“通”的思想观念，能给我们处理二者间复杂关系以有益的启示和引导。
北京大学彭锋教授在题为《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的主旨发言中将五种代表性园林分为“低级和谐的园林”“冲突的园林”和“高级和谐的园林”三种类型。他认为生态美学和生态艺术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误区时，容易陷入纯自然主义、原生态主义或者超人类主义误区。现有的园林艺术或许可以给我们走出这些危机提供启示：生态文明并非地球的原始状态，也非放任自然的低级和谐，而是人与自然经过相互诱导、启发、冲突与和解而达成的高级和谐。
南京大学赵奎英教授从生态艺术学概念的提出、界定、研究对象和开放谱系四个层面，系统梳理了当代生态艺术学的概念、对象与谱系。赵奎英教授指出，“生态艺术学”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艺术学”研究是指一切能体现生态人文精神、并在根本上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艺术学研究。狭义的生态艺术学研究则是指那种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上均具有生态相关性的艺术学研究。进而，赵教授认为生态艺术学像任何一种学科的研究一样，也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层次：侧重生态艺术学学科自身的“元研究”，侧重于生态艺术现象层面的“原研究”，或侧重于对生态艺术学原研究进行的“再研究”。研究侧重点不同，研究对象也不同。对于生态艺术学的谱系，或可以参照艺术学的框架来进行架构。
二、生态艺术学的建构路径与理论研究
在厘清生态艺术学的核心概念与关键范畴后，对生态艺术学建构路径和相关理论研究的探讨成为本次会议的另一关注焦点。
上海交通大学夏燕靖教授以《生态艺术史的初始景象——农耕时代艺术文明与艺术造物生态观考察》为题，在汤因比“文明循环论”的基础上，从艺术文明与艺术造物生态观两个维度入手，考察了中国生态艺术史中最为突出的历史时期——农耕时代。夏燕靖教授指出，生态艺术史是借助现代生态学理论，对艺术史进行“演替”性问题探讨。生态艺术史给定的问题讨论范畴，是基于当代历史认知条件下所构成的“双重语境”，即对生态艺术史的探讨，将对人文与科技相关领域问题产生连带性关注。因此，艺术史生态史观应从关注历史上的人转换为关注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及其二者的关系，兼顾人类和自然、近期与远期、局部和整体的利益。通过考察中国农耕时代艺术生态观的形成，夏燕靖教授揭示了生态艺术史及生态艺术史观的跨学科意义和对生态艺术学建构的路径作用。
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从文学发展的视角出发对“生态学时代文学如何作为”展开思考。姚文放教授认为，文学在促使生态意识的真正确立方面大有可为。当今文学的生态学转型需要在文学传统之中追溯渊源、寻求依据，其中关键在于生态意识在文学传统与当今文学之间如何保持连续性？或者说文学传统中的生态意识如何实现现代转换？对此，姚文放教授提出了五点方法论的思考：其一，发掘文学传统中的生态意识，使之在当今时代重新放出光芒。其二，更新思想观念，刷新研究方法。其三，在中西比较中鉴别和界定，也是促进生态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其四，开掘文学传统中的生态意识，与现代生态学理论相互组接的问题。其五，在建构一定的交叉学科时，需要防备和警觉“两张皮”的问题。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从乡村空心化与声音表征的独特视角出发研究生态艺术学发展面临的问题。罗艺峰教授指出，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人的内在“空村”，造成普遍的无意义感。乡音（民间音乐）的改变，使得连接人与人的意义链条断裂，流动在声音中的生命意识则无法继续承载历史感和家园感。在此意义上，罗艺峰教授认为生态即家园，生态艺术学思考的就是人的“家园”问题。基于此，应当重新思考在“去地域化”的当下，族群艺术研究如何继续成为生态艺术学的研究对象；进而将研究视界移向乡村，并由此反思生态艺术学立足的哲学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宋伟教授以禅宗美学为中心，对禅宗美学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关系展开研究。宋伟教授指出，禅宗美学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四大主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宇宙论哲学的维度看，禅宗美学企望于在静默观照之中体悟宇宙终极存在；从人生论哲学的维度看，它追求于在通达无碍之中体验生命自由境界；从艺术论美学的维度看，它诉诸于在超以象外之中顿悟艺术审美意象。概言之，禅宗美学的终极旨归是宇宙、生命与艺术之圆融无碍的“天地境界”，其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生态艺术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
云南大学李世武教授以“人与动物生命共同体意识在我国多民族艺术中的表达”为题，从中国多民族艺术中的万物一体本体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对生态文明进行新的理论辨析。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在笛卡尔式自然观成为主导之后才成为主流思想。在此之前，人类对动物普遍怀有敬畏、谦卑、感恩之情。人类早期的万物一体本体论，认为生命、心灵、情感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因而彼此可以深度沟通，构成生命共同体，动物与人类均是宇宙大家庭的成员。动物往往不仅不低于人类，而且是人类的亲属、导师或朋友。在我国多民族艺术中，存在一种共同的倾向：对人与动物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表达。艺术持有者至少从以下维度表述动物：动物可以是繁衍生命的神性祖先、疗愈疾病的灵性医者、共享资源的智慧先驱、唯美艺术的灵感之源、孝顺父母的道德典范、忠于爱情的圣洁导师、崇尚音乐的奇妙精灵、哀悼逝者的有情生命、拯救众生的正义英雄。艺术模仿在人与动物生命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具有独特作用。
山东大学高迎刚教授从艺术管理学与艺术生态学的互鉴关系出发，认为生态学的“思想观念和基本原理”对“生态艺术学”具有价值层面和工具性层面的双重影响，艺术与艺术学应当尝试作为一个生态的领域，取消过度强调物质性带来的二元对立。从构建与维护良好“艺术生态”的角度看，“艺术管理”可以在艺术界各种主客体之间搭建桥梁。从“艺术学生态”的构建与发展角度看，生态学的思维不惟有助于理解艺术管理与其它艺术理论学科之间的关系，更有助于理解该学科知识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山东大学李新教授探讨了生态艺术的现代性批判路径问题。聚焦于一种介入性的生态艺术，强调艺术家介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场，与现场环境展开批判性对话，进而解构在现代性过程中所生成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生态观。具体来看，它以三种路径实现这一目的：第一，扮演“文化他者”的角色，对现代性所引发的主体与自然、现代与原始、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逻辑进行解构，恢复“万物有灵”的认识论基础，重构现代生态观；第二，以“歧感”的艺术形式，阻断现代性的感性分配方式，重新配置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感性；第三，以艺术介入的方式，构造一种主体与客体的“间性关系”，营造一种情景化的“人—物”对话/互生的生态艺术环境。并在“人—物”的交流互动中，重塑主体的生态观。以上三种路径，既是对现代性生态观的解构与批判，也是对它的改造与重建，进而为阐述生态艺术的现实意义提供理论研究基础和实践参照路径。
中山大学罗成副教授从儒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生态艺术学体系建构的核心范畴展开研究。他认为，建构生态艺术学需要牢牢把握“艺术”、“生态”与“儒学”这三个关键词。从艺术自身发展脉络中看，艺术亟待重新理解，我们要打破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近现代以英美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艺术概念，而探索一种具有超越性和广延性艺术视野。“生态”这一关键词的出现具有政治和美学的双重意义，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层面，体现了古代的“民心”或“天道”等思想资源已以一种转化性的方式参与到了现代化进程中来，“儒学”视野下的艺术具有嵌入性、秩序性和生机性，能够从另一角度帮助我们真正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中山大学刘昕亭副教授从文学中以克苏鲁神话为代表的超自然恐怖入手，阐述了近年来影响日广的思辨实在论所引起的新的学术范式的转向。她指出，以梅亚苏 (Quentin Meillassoux)、哈曼 (Graham Harman) 为代表的欧陆哲学家明确反对康德以来的相关主义传统，而开启了一场把“物”或者说不再作为主体相关主义的客体的东西，重新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深刻变革。因此，思辨实在论对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的探讨，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具有相当重要的生态美学意义。它能够为生态艺术学建设寻找一条非人类中心的“物”的路径，提供一个不同于伦理学意义上的思考空间。
济南大学张嫣格副教授以“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为例，探讨了生态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跨媒介元素的介入下，2022年12月的第二届双年展上，艺术与科技的超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生态艺术的“共生世界”。展览中呈现出对新生态艺术的探索，打破了生态艺术以自然生态、环境生态议题为核心探索，更加关注从人文生态、文化生态等精神领域的介入，以艺术与科技为媒介支点，撬动了大众内在的社会记忆机制，从而呈现出一种大众期待视野下的文化认同。她指出，新生态艺术追求中西方艺术中“和而不同”的新突破，能够通过沉浸式体验使得大众在新生态艺术中找到一种自我觉醒的方式，在中国视野中重新思考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而获得一种文化认同。这种以“共生世界”为核心理念、以跨媒介技术为支撑的新生态艺术模式，能够为生态艺术学建构提供新的实践路径，进而使得不同年龄段的大众群体都能在新生态艺术中找到一种自觉与觉醒的感知力。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李浩然副教授以宋代社会文化背景及艺术实践为中心，揭示出宋代艺术具有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和尊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生动体现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她指出宋代的生态艺术是自然观、人文精神以及艺术实践三者交互共生的产物。它首先是以尊重生命、崇尚自然、崇尚和谐的这样一个自然观为基础，以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交融的人文精神为引领，再通过多元化的这种不同的艺术的实践的形式，去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美学理念。宋代生态艺术理念及艺术实践能够为当下生态艺术学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创作范本。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王天乐助理教授关注传统的“山水精神”的文化进程及其当代内涵。她指出，“山水”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核心范畴，“山水意象”与“山水精神”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与自然实践。“山水精神”作为中国传统自然实践与生命哲学的价值核心，呈现出修仙求道、精神栖隐与乡土归根的三面文化进程，而存在主流山水审美之外的“村野僻壤”则同时构成了山水文化的多面主题。大众对山水的理解最终回归到传统的家园理想和乡土意识，当代山水精神是对传统生存空间、伦理秩序和文化理念的强烈认同。因此，山水精神的乡土化不但承续着人与自然共相发展的生命主题，也是当代促进民族和谐与文化认同的思想关键。在建构生态艺术学的新视野下重新理解和把握“山水精神”，不仅可以钩沉中国传统山水文化与民族心理结构上的递进关系，而且有助于从思想史的整体层面上，深刻解读中国传统自然生命观与生态观中的情感基因与文化密码。
三、生态艺术学建构的意义
生态美学为探索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观念的独有特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以“生态美学概念关照下的艺术审美多层面价值分析”为主题，指出生态美学理念揭示了中国传统艺术区别于西方传统艺术的本质审美特征：与西方美学中将人与自然环境分割的传统观念不同，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观念将人视为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审美之人、审美之万物与审美之自然之间融为一体，具有精神实在性的关联。在此基础上，以生态美学为理论基础的生态艺术学具有两个层面的积极价值：其一，生态艺术学是一种能够划开传统关于美学和艺术既有领域定见，打破人类固有理性，而站位于超越人类认知的精神感悟。其二，面对当下的智能时代，生态艺术学能够为艺术审美的价值提供信念坚守，因为它是在哲学思辨的意义上来关照人类的艺术创作根本的观念。
生态艺术学的提出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学术担当，又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作为，有着鲜明的理论创新性、民族自主性和时代前沿性。中山大学程相占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就指艺术学的独立成门与生态美学的渐趋成熟是生态艺术学提出的学术背景，基于以上背景，生态艺术学的建构具有八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推动艺术学的生态转型，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其二，从生态美学“身-心-境”三元范式出发阐发改造艺术本体论，深化对于艺术本质的理解；其三，把握全球勃兴的生态艺术潮流，从理论上引领生态艺术的健康发展；其四，引领已经初步兴起的门类生态艺术学（比如生态音乐学）的健康发展；其五，使生态艺术学这一新兴理论形态成为艺术生态的重要因子，营建更加健全的艺术生态系统，促进艺术的发展繁荣；其六，从艺术学生态转型的角度去反思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特性，从而更加清晰地区分艺术学学科整体与作为这个学科一个组成部分的艺术理论；其七，在借鉴生态美学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反哺生态美学，推动生态美学的深化与完善；其八，借鉴中国生态美学比较成功地走向国际学术界的经验，将生态艺术学推向国际学术界，增强中国艺术学的国际影响力。
四、生态艺术学视域下的文艺实践
文艺实践始终是艺术理论的活水源泉，而艺术理论的发展又反作用于文艺实践的开展。生态艺术学的提出为揭示和总结文艺实践的客观规律，推动和引导文艺实践的生态转型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野。在本次论坛中，生态艺术学视域下的文艺实践是学者讨论的核心话题。学者们就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方面的文艺实践活动的生态意义展开探讨，将生态艺术学理论与文艺实践活动相贯通，既有宏观视野的开拓，又有微观视野的剖析。
在文学方面，中山大学彭建楠副教授以《诗经》为切入口，试图阐明中国古代观照自然的审美自觉的生成机制，以及其对中国古人的文艺创作思维的影响。她认为，中国历代的诗文创作中，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紧密的审美关系。将研究视野回溯至《诗经》这一中国文艺传统的重要源头，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这种审美观照的生成及影响。通过对《诗经》自然观照的梳理，她指出《诗经》悠远的歌唱，不仅蕴含着古代先民们朴素、真挚的情感，更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对自然界万物和生命本身的体验与认知。这些体验与认知，随着时间的沉淀，逐渐衍生出生生大德的哲学观念。因此，以《诗经》等经典文献为核心，深入挖掘和研究古代先民如何形成对天地自然的美学观照，将为我们理解中国文艺创作的动机和思维方式提供宝贵的启示和灵感。
在音乐方面，广州大学刘瑾教授的发言“生态美学视角下的艺术之美——从广东音乐中的生态理念说起”剖析了广东音乐中的生态理念内涵及其表现途径，她认为《步步高》《小桃红》《雨打芭蕉》等悠扬婉转、令人轻松愉悦的作品更展现了广东音乐独特魅力之所在，广东音乐在题材选择上热衷于世俗情怀与自然美景，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理念。通过梳理音乐表达生态理念的传统，刘教授认为，不仅是广东音乐，很多其他的音乐类型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理念。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不仅具有展现生态理念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凭借对生态理念的表现而成就自我的价值。因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处为至高审美标准的艺术蕴含了深厚的生态之美。
中山大学蒋晶副教授将研究聚焦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古镇的广东音乐，从生态音乐学（Ecomusicology）的分析视角出发，对沙湾广东音乐声音景观（Soundscape）进行考察与研究。她首先阐释了“生态音乐学”与“声音景观”的学理概念，并结合自身田野考察及传承人的口述资料，试图在当下的时空与文化背景中，勾勒出广东音乐、沙湾古镇生态环境与传承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独特的声音景观，探讨不同文化生态对地方性声景的生成，及传承人如何利用声音（音乐）进行文化建构与身份认同。
山西师范大学王文卓副教授试图探讨生态聆听与生态审美的关系，他认为生态聆听是一个有着特定理论内涵的音乐美学概念。以人类的生态运动为背景，在思想内核层面生态聆听与生态审美紧密关联。生态审美所强调的生态意识引领审美活动、审美交融等在生态聆听中均有鲜明体现。生态美学的当代发展离不开对艺术审美问题的关注，探讨生态聆听问题成为贯通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山大学韩闻赫副教授分享了自己近期创作的《娑罗双树下》、《生生不息》两部音乐作品，并阐释了自然元素和生态理念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在三重奏《娑罗双树下》这一作品中，韩闻赫试图通过萨克斯、中提琴、钢琴等器乐建构自然元素，实现听觉途径的生态表达。而其民族室内乐《生生不息》则以音乐载体直接呼吁生态文明重要性。通过对生态音乐创作的具体实践的总结，他认为艺术创作，本质上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大自然的问题。因此艺术创作者有必要关注生态命题。
山东大学博士生程三南探讨了西方生态音乐教育，他指出，生态音乐学在西方学术界的正式创立与发展，迄今已有十余年。西方生态音乐学领域的学者们对开展生态音乐教育提出了新的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他认为，生态音乐教育关注四个相互关联的对象：音乐作品本身、音乐创作与表演的过程、音乐创作者与表演者，以及自然环境。方法层面上，生态音乐教育可以由五方面实施：生态地进行音乐欣赏与反思、以声音漫步的形式体验自然声景、以绿色环保的方式制作乐器、进行生态音乐创作与表演、参与生态音乐学学术研究。生态音乐教育的特点是重视多元化的音乐风格与形式，并且强调音乐与地方的联系。生态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生态素养。
在舞蹈学方面，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舞蹈界创作已经产生了多部关怀生态危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作品，逐渐形成了“生态舞蹈”的概念。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尹航教授结合当代中国舞蹈界具体的创作实践，试图将“生态舞蹈”置于生态艺术学的框架内将之明确定义。他首先指出，生态舞蹈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产物，体现出舞蹈艺术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构成了日益崛起的生态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目前尚未得到理论界的充分关注与阐释，甚至存在一定的概念混杂现象。他将生态舞蹈界定为“创作者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关怀生态危机和人类文明前景、借助舞蹈来表达生态意识和思想观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艺术”，进而辨析生态舞蹈与其近似概念诸如“自然舞蹈”、“原生态舞蹈”和“舞蹈生态”的区别，考察了作为其有益补充的舞蹈形式，从显性与隐性两个层面对“生态舞蹈”展开了学理探索。
中国歌剧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精神，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文化载体。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构建生态戏剧是生态艺术学的应有之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羡涛教授以《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例探讨了生态歌剧，他指出这部歌剧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聚焦于国家治理新时代长江生态文明建设，以保护长江流域的青山绿水为具象的戏剧逻辑出发点，进而构建具体的人物形象与戏剧矛盾冲突。歌剧将外化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内化的情感矛盾的叙事逻辑与剧情线索，为生态歌剧的艺术创作范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他呼吁在未来的歌剧题材探索方面，应该进一步大胆尝试寻求更多生态题材内容的延伸，寻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关注生态环境的故事，构建戏剧事件、文化背景和人物形象。
山东艺术学院杨慧芹以“做对生态有益的戏剧”为题，引入生态戏剧构作的概念，探讨了戏剧生态转向的实现路径和生态戏剧中国化问题。她认为生态戏剧构作一方面围绕“戏剧能为生态做什么”的探讨，构建出舞台表演绿化策略，形成新的物人关系；另一方面将剧场空间实践作为一种媒介来处理当代环境问题，实现了剧场性与生态性的关联，带来了戏剧制作的新方法和新挑战。生态戏剧创作打破传统剧场功能，通过对文本的生态诠释，层层叠加到表演、道具、服装、布景等戏剧元素中，反过来，以上诸多元素的结合又赋予戏剧作品鲜明的生态主题，有效地拓展了西方戏剧创作与研究的空间，对推进我国生态戏剧艺术发展具有参考性意义。
在影视方面，中山大学陈阳教授主要讨论了《雪豹》这一影片的生态意义，他认为万玛才旦的电影具有全球的视野，而《雪豹》则是万玛才旦电影艺术走向新高度的重要标志。他立足藏地，直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激烈碰撞，在痛苦中思考，在艺术形式上也不断寻找新的电影表达方式。总体上看，万玛才旦电影经历了从文化符码到全景世界的展开的过程。《雪豹》将经典戏剧式结构与他一贯的“镜头细胞”结构有机融合，延续着他特有的“由凡俗向神奇”的创作方法，更加明晰地展现出“对立的相互渗透”的叙事风格，完成了从“文化符码”到“全景世界”的高超电影理念构想。因此，《雪豹》是一部探讨人与自然的辩证法电影。
苏州科技大学朱鹏杰副教授通过对经典生态动画案例的分析，阐释了生态动画的美育路径及其社会价值。他认为生态动画是生态影视学中的独特类型，是面向生态敞开的动画艺术，其不仅聚焦于生态主题，而且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更加广阔自由的表达力。从《罗小黑战记》等经典生态动画上看，由于动画跟儿童原始思维上的趋近性，生态动画天然就具备生态美育的性质。朱鹏杰认为生态动画的美育社会价值有三个方面：首先，生态动画通过生动的故事和精美的画面，引导儿童感受和理解生态美的多样性，潜移默化的提升生态的审美的素养；其次，生态动画做到了寓教于乐，在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画面里面，寄予了对生物和自然的深刻理解，引导和熏陶了儿童受众的生态情感，从而将美育从形式层面落实到个体的实处；最后，通过带领引导少年儿童观看生态动画，家长和教师们可以将生态美育融合到日常生活之中。可以说，促使儿童受众形成多元共生、健康积极的生态人生价值观，是生态动画的使命所在。
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周子恒以“万物有灵”为思想主题，探讨了生态纪录片的动物视角与叙事转换问题，他指出，万物有灵论为生态纪录片提供了还原动物自身主体性的理论路径，也为了解自然世界赋予多重视角的可能。生态纪录片中所呈现的万物共生的和谐景象，反映出人类对守护绿色家园的向往与执着，而“万物有灵论”的提出与发展，使人们突破“人—非人”的二元对立思维，开始关注地球生物的文化多样性，并试图理解生命各异感知世界的独特途径。近年来，生态纪录片通过拟人化修辞与第一人称叙事等方式，赋予动物以“人格”特征。影片内容以人类共通的情感为基础，对观众感知和理解动物行为具有启发意义。尊重自然万物的价值观随之通过纪录片的动物叙事得以传达，进而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生王储将研究视角从电影的文本转移到了拍摄的实践，通过分析殷虹在喜马拉雅山区拍摄的科教片，意图重新发掘中国科教电影制作的宣传任务、知识生成逻辑，包含的生态内涵，以及殷虹及其影片在中国电影和文化史中的地位。他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1949-1966), 殷虹的影片文本传播了战胜和改造自然的意识形态。但是在殷虹及其随行科学家的个人书写中，电影制作者与自然的互动不能被简化为“征服自然”的任务，而是展示了超越人类的交互（More-than-human encounters）。在导演的现场拍摄实践中，自然不再是被动和沉默的拍摄对象，反而积极地重塑了电影拍摄本身。
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张倩玉从赛博格、具身化、个体史等角度探讨了论郑保瑞影片《智齿》的总体性寓言，认为该片对大都市严酷的生态和人物的生存状态做了极致的表达。她指出，《智齿》的总体性叙事深刻思考了环境与人的关系，环境包括人文与自然，人包括身体与心灵；郑保瑞作品通过“追寻”行动过程中艰难困苦的具身体验实现对时代创伤的疏解和抚慰，引导观众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
在美术实践方面，山东艺术学院刘心恬副教授认为在艺术生态系统论的观照下，“生态主题美术”概念中的“美术”可被视作“大美术”。当下，多元化艺术媒介包含了各类传统与新兴图像元素，追求更合理、更充分地进行生态审美表达和提升作品的社会美育效果，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指引与生态艺术学的理论支撑下，受到了艺术创作群体与接受群体的广泛认可。受此启发，“生态主题美术”既可以是运用传统技法描绘自然景观及生态友好家园的传统美术，也可以是数媒技术辅助下包含美术元素的跨媒介艺术，甚至是将生态文明主题、生态人文关怀及生态审美意识与美术元素创造性融合的社会参与式艺术项目。中国当代生态主题美术创作实践为生态艺术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案例，亦可为生态美育提供有益借鉴，使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生态主题美术与美育浸润行动的融合中落地。
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冯嘉安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建设的历史语境与舆论宣传，以《绿色长城》为中心的讨论关山月的生态美术创作。他指出，《绿色长城》作为关山月 1973 至 1974 年创作的中国画作品，目前有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和关山月美术馆所藏的数个版本。此作品表现了粤西地区在“绿化祖国”口号的号召下以木麻黄树造林于海疆治沙的情景。在《绿色长城》创作完善的历程中，关山月将山水画技法、生态理念与国防需求的传达统一于生态美术的创作中。
5月12日中午，“生态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论坛迎来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山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孔庆夫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程相占教授和中山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哲分别作总结发言暨闭幕词。
程相占教授指出本次论坛是国内首次以生态艺术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议从现代艺术观到生态艺术观，生态文明与生态美学，生态艺术学建构的基本问题，生态艺术史，门类生态艺术研究，生态艺术学视野中的艺术基金与艺术管理六个方面初步勾勒了“生态艺术学话语体系”的大致轮廓。此次论坛充分展示了生态艺术学这个新兴领域的强大吸引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为进一步探讨生态艺术学的建构汇聚了学术智慧、明确了发展方向。
张哲书记首先表达了对中华美学学会，生态美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处、会议召集人、与会专家学者和全体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感谢，并对此次论坛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赞赏。张哲书记表示，中山大学艺术学院将继续秉持开放创新的精神，积极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期待在未来与各位专家学者携手共进，共同推动中山大学艺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
生态艺术学建构研究是当前中国艺术学理论界的前沿热点之一，这次论坛是国内乃至国际首次以生态艺术学为议题的高端学术论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生态艺术学的理论路径形成于2020年，2022年，初步形成其建构思路与整体框架，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生态艺术学建构研究”（批准号 23AA001）的成功立项表明它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本次会议汇集了南北各方高校的专家学者，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参会者立足自身专业，从不同视角对生态艺术学的建构问题提出了丰富多样的认识与理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并关注到生态问题的紧迫性。各门类艺术学丰富实践的理论探讨，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最好回应。本次论坛展现了学术界强烈的理论自觉性与时代责任感，更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有力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