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人文”跨学科系列讲座】于赓哲：疾病史视角下的南方歧视

2024年3月28日下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医学与人文”跨学科系列讲座第二讲顺利举行，本次讲座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赓哲教授主讲“疾病史视角下的南方歧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易素梅副教授主持活动。

一、南方歧视的本质与研究意义

讲座伊始，于赓哲教授指出，对中古南方风土的研究是观察“中国”观念形成与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绝佳窗口之一。中古史料中对南方风土的“诟病”，实际上是当时南北发展水平不一所导致的南北方话语权不平衡的体现。

一方面，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南方地区的史料大多出自主流文人的笔下，他们对于南方风土的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傲慢、偏见与好奇。另一方面，由于北方文化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必然会对南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使得“弱势”的南方文化借助强势的北方文化来审视自身，其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文化的反观也难以避免地带有偏见。这些偏见其实是对事实的夸大与想象，但在史料话语权的作用下逐渐成为主流文化圈心目中非主流文化圈的标志，成为横亘在南北方之间的“心理边疆”。

对这种“心理边疆”形成和消解过程的探究为观察中华文明边缘的扩张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古时代是中国经济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的时期，也是“中国”概念不断扩大、主流文化圈不断拓展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主流文化圈与南方非主流文化圈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碰撞、融合，偏见的产生源于主流文化圈对非主流文化圈的误解与歧视，偏见的修正反映出二者之间的互动，而偏见的消失则意味着二者的融合。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方风土问题的演变实际上蕴含着“中国”概念的泛化过程，提供了由小见大的窗口。

于赓哲教授进而指出，在谈论南方与北方主流文化圈融合的问题时，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比较成熟、直观的衡量标准，但如果把南北方的所谓“族群边界”比喻作一堵墙的话，政治、经济问题只是这堵墙上的两块砖而已，共同组成这堵墙的其他砖块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其形式多样，既有人文问题，也有自然问题，但在古人“天地人混合为一”思想的作用下都带上了文化歧视的色彩，成为非主流文化圈的符号，对这些符号的综合研究可起到一窥全豹的作用。

二、中古时代北方视野里的南方 

中古时代北方视野中的南方是由一个个具有“文化歧视”色彩的符号组成的，这些符号包括但不限于：南方好巫鬼、重淫祀，多瘴气、地理卑湿，是蓄蛊之地与流放之所。其中最为典型的“歧视性”符号当属“瘴气”和“蓄蛊之地”。

“瘴气”作为北方士人对南方的一大恐惧之物，其概念的形成和刻板化，本质上是对南方自然环境事实的加工和扭曲。地域之争在先秦时期聚焦于东西问题，汉代以后则转为南北问题，而瘴气出现在此时并非偶然，这是中原主流文化面对南方地方病所产生的观念,是南北方频繁交流与碰撞带来的结果。南方闷热潮湿，自然环境与北方迥异，很多地方病对于北方士人来说闻所未闻，而且北方人士由于水土不服、缺乏抗体、缺乏规避疾病经验等原因更容易受到这些疾病的侵害，由此产生出恐惧感，将这些未知疾病统统归纳为“瘴气”。

随着时间推移，瘴气分布区域进一步泛化，成了几乎整个南方的代名词，这既有现实疾病的因素，也包含主观的恶意，《魏书·僭晋司马叡传》中提到：“巴、蜀、蛮、獠、谿、俚、楚、越，……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这是北魏官方宣传中对南方的描述，瘴气已经俨然成为南方落后的象征。在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框架内，主客一体相通，地域疾病被当然地关联于人与文化，不正之地有不正之疾。

如果说“南方多瘴气”是对事实的扭曲，那么说南方是“蓄蛊之地”便属于毫无依据的杜撰。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中提到“蛊”的制作方式，将许多种虫子聚集在一起使其互相吞噬，“优胜劣汰”后剩下的最毒者就是蛊虫。蓄蛊者通过饮食对人下蛊，受害人因腹内疼痛以致死亡。“蓄蛊”的目的在于取得受害者的家产，如果长时间不能毒害别人，则蛊主自身将受到戕害。

事实上，古代相信蛊毒的地区和人群往往文化落后、医药知识匮乏，在传说影响下便将多种疾病归为蛊毒，沈澍农等在校释日本古代医籍《医心方》中的“蛊毒”时认为古人所说的蛊毒“症状复杂，变化不一，病情一般较重，可见于一些危急病症、恙虫病、血吸虫病、肝炎、肝硬化、重症菌痢、阿米巴痢疾等。”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记载了一位云南医生的亲身经历：“（该医生）从医期间，先后有四十八例自称‘蛊病’患者求治。结果其中有四例是肺结核，二例是风湿性心脏病，四例为晚期胃癌，一例肝硬化，六例重症肝炎，十四例胃、十二指肠溃疡，二例慢性胃炎，一例肾炎，六例肠胀气，九例胃功能紊乱。都是现代医学可以明确诊断的病例，而且多数经西药治疗，已经痊愈或好转。”由此反推可以想见，古代史料中纷纭复杂的蛊毒其实大多同样如此。

对南方这一华夏边缘文化圈的恐惧与歧视的形成，恰恰体现了中华主流文化圈在向外扩张进程中与边缘文化圈所产生的碰撞。而这种碰撞也恰恰为两者之间的融合做了必要的铺垫，推动了华夏文明边缘的扩张。

 

三、岭南文化的发展与恐惧的淡化

 

碰撞过后便是互动与融合。随着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又由于岭南地区地方官对环境的改造以及部分北方士大夫实事求是地探究等因素的推动，北方对南方地区的恐惧与歧视逐渐淡化。若干史料记载了汉唐时期人们对南方卑湿的主动改造，例如古代人凭借丰富的经验意识到，只要远离死水面或消除死水面即可大大减少瘴气（种类繁多的地方病的综称，其中恶性疟疾尤为突出）的感染范围。

 

古人视岭南为畏途。韦执谊、李德裕等人抵达海南不久便郁郁而终，但苏轼前往海南后却四处游历，发现了百岁之乡。在人人厌恶的岭南也可以生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慨，对于瘴气，他也更信赖自己的实际感受，如《与王庠序》云：“瘴疠之邦，僵仆相属于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则饥饱过度，尚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也。以此居之泰然，不烦深念。”《与吴秀才三首》：“夫南方虽号为瘴疠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苏轼的观念应被视为时代疾病观进步的证据。

 

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北人对南方的恐惧的淡化和歧视消解的最重要原因，这在史料中也有所反映。王承文《唐后期岭南科举进士与文化发展论考》指出：“根据我们对有关资料的统计，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间长达137年，整个岭南地区科举进士仅为4人，即冈州冯煜、韶州张九龄、钦州宁原悌、广州邓信夫。然而从‘安史之乱’到公元906年唐朝灭亡，共151年间，岭南籍进士却多达35人。”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南方话语权的增加，推动了南方歧视的消解和华夏边缘的扩展。而这个扩展的过程，伴随着“瘴气”“蛊毒”“丈夫早夭”的观念的逐渐消失。

 

 

在讲座的最后，于赓哲教授展望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前景，指出应当注重对史料的怀疑和批判，研究要具有长时段变化的眼光，并强调研究的重点应聚焦于“华夏边缘”。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