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跨学科系列】刘华杰：马丁·路德之后500年：人类可持续生存与重启博物之学

2023年12月5日下午，由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联合推出的“科学与人文”跨学科系列讲座第五讲在中山大学南校园学人文库如期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刘华杰教授主讲“马丁·路德之后500年：人类可持续生存与重启博物之学”，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院长庞虹教授主持。

一、千年尺度下的“中介”问题：从马丁·路德讲起

学问有径，方法先行。刘华杰教授首先介绍他所采取的方法论——“变焦”。这与朱良志教授提出的“乾坤透视”异曲同工，都强调将事件置于历史长河中，以伸缩变换的时间尺度去多维丈量。本次讲座的题目“马丁·路德之后的500年”，将16世纪的宗教改革置于千年尺度下观察，就是“变焦”方法论应用的结果。

刘华杰教授进一步指出，本次讲座重点探讨的是“中介”问题。受限于认知水平，人和自然的对话需要“中介”帮助。从文艺复兴到信息革命，人类历史上的每次重要变革都伴随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人和自然之间的“中介”也在不断演变。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下，我们看到，曾经掌握话语权的基督教文化已经让位于自然科学，科技成为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中介”。

之所以选择从马丁·路德讲起，是基于刘华杰教授的观点：当时宗教改革的影响远超科学革命。哥白尼的科学革命局限于精英阶层，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却具有民族性和大众性，全方位解放了普通民众的思想。从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宗教改革为巩固宗教地位而生，却最终引向了宗教地位的下降。

刘华杰教授详细介绍了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基本情况和改革进程。1517年，时任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师的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公开质疑罗马教皇和教会在宗教中的中介作用。刘华杰教授强调，路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否定属于“内在否定”，因而更加有力。随后，路德致信教皇，斥责其代理行为的僭越性，并冠之以“敌基督者”的罪名。1520年，遭罗马教廷教谕警告后，路德转向激进，连作三篇檄文《论德国基督徒的尊严》《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徒的自由》以声讨教会。

其中，刘华杰教授着重介绍了路德关于“圣餐”的观点创新：他主张将圣餐饼酒平均分给每一个愿意领受的人。紧盯真正的圣餐知识，用质朴实在的语言加以论述，体现了路德恢复常识、回归大地、回到生命出发点的努力——毕竟温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最基本的环节。

宗教改革的核心观点“因信称义”，即只要真心实意信仰上帝，灵魂便可以称义、可以得到拯救。信仰本身就是充分必要条件，与“事工”多寡无关。这一观点的主要用意是弱化中介，防止中介的擅权和滥权。在路德的解释中，《圣经》分为“诫命”和“应许”两部分，唯独上帝可以制定和成全“诫命”，这部分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而信基督可以泽被恩典，万事都被“应许”了，这部分让信徒得到自由。

路德的学说看似简单但意义巨大：它重新框定了人与上帝的关系。普通人有权利和能力直接认识真理、认识上帝。思想解放后的西方人放下包袱，从此轻装前行。同时，由于集体生活、集体意志被削弱，个人主义抬头，极大激发了科学的原创性。刘华杰教授列举默顿命题和韦伯命题，阐明基督教、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长期来看对西方科学发展都有很大程度上的促进作用。马丁·路德之后500年，完全出乎他的个人意愿，上帝悄然退位给自然，科技取代教会成为了新的“中介”。

二、科技创新神话：对反思与批判的呼唤

500年后，科技日新月异，芯片、无人机、AI等技术层出不穷，生活提速带来普遍焦虑，人与自然疏离。现代科技面临新的异化问题：作为大自然与平民百姓之间的中介，科技的权威实际超过了当年的教会；高科技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当下需要和环境承载的能力；科技在集成人的智力的同时也化身武器和帮凶；风险社会中，科技成为最大风险的来源，它威胁着“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角色宣之于口：满足欲望的权利已经平等赋予了每个人，但满足欲望的方法尚未指明。科技创新似乎提供了办法，但也导致了“仇富劫杀”。在科学里，陀氏没有看到科学精神，只看到“the object of sense”。同样，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对丽莎说“只要我能得到安宁，我立马会把整体世界以一个铜子贱卖！”这句话展现了极端形式的个体主义。正是这种个体主义支撑了科技创新，但同时也揭示了一种扭曲的世界图景。

科技创新业已成为新的神话和教条。它有两个基本预设，一是进步性假定，即科技创新必然代表着进步；二是单调性假定，即科技创新可以打压竞争对手，对己方全员有益，并能最终提高人类整体生存能力。传统社会奉行的是达尔文式创新，突变率低，系统稳定；而现代社会则推行新式的所谓弗兰肯斯坦式创新，系统不稳定，自毁概率增大。

理性的人类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例如全球军费支出高达约两万亿美元，军备竞赛浪费惊人。虽然四次大的科技革命在短期内带来了正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却隐患颇深。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革人的命”，否定人类肉身性的存在，完成从A（原子atom）到B（比特 bit）的飞跃。从演化论的角度看，竞争和创新也只是二分法的一个方面，脱离另一面就有危险。科技创新神话的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首先，它加剧了社会集团、子系统之间的恶性竞争；其次，它行为绑架，加速生活节奏来让游戏者疲于奔命；最后是智力反噬，我们学习大量的知识、发展高科技武器以打击敌人，但最终这些知识可能会反过来伤害自己。

刘华杰教授提到了当代技科（technoscience）的浮士德形象。浮士德的特点是理性、不断进取和求知，但永远推卸责任和拒绝反思。他不在乎真善美的价值。魔鬼梅菲斯特一开始就是浮士德身上的一部分，他不仅是工具，也承担了道德责任。如今的科学同样在日新月异的同时推卸责任，运用哈姆莱特式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自我辩护。今天的科学很多时候只是经过包装的“轻率”，而“轻率”会招致“毁灭”。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资本、权力三者形成了一种铁三角关系。在前两者被广泛批判的同时，对科技的反思却是缺席的。对于这种不平衡现象，科学哲学界的另类人费耶阿本德提出：“即使你并非一名科学家，也能批判科学的贪求。”科学的民主批判不仅不荒谬，而且属于知识的本性。人文学者必须承担反思与批判的责任，反对过度的、撕裂的创新。

刘华杰教授指出，科技伦理已经不管用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人文批判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劣势，为了扭转这种劣势，刘华杰教授呼吁重启博物之学以反思科技之墙，开启物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