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安奎：让我们一起自我颠覆——从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典范看跨学科研究

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 1915-2012)其人其学

这个人叫阿尔伯特·赫希曼，他出生在德国，1941年去了美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逃离纳粹的犹太人。他在年老的时候回忆，这段逃离纳粹的经历造成了他自己做社会科学研究背后一种隐蔽的道德负罪感，因为这种“退出”（这是他后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等于逃避了公共责任。

赫希曼最初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见证了发展经济学的兴与衰，就像他自己所总结的，发展经济学的兴衰历程对他的研究构成很大的刺激。简单来说，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在二战后的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五六十年代蓬勃发展，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所谓的发展灾难、政治灾难。他从这段历程看到，单靠经济学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此外，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革命氛围浓厚、集体行动升级，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也促使他反思主流的经济学，例如公共选择理论等等对集体行动的解释。

赫希曼的个人传记名叫《自我颠覆的倾向》，里面呈现的就是个人学术思想的不断自我颠覆，简单说就是自我批判。他认为，自我颠覆不仅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也应该是一种公民的态度。比如我们一起交流讨论，大家也要随时准备放下自己的成见，接纳他人的观点，然后相互修正。

对于我来说，自我颠覆其实有很强的跨学科意涵。当我们在专业化的学科背景下开展研究工作，如果我们觉得跨学科的研究是重要的，我们自己就要随时做好自我颠覆的准备。赫希曼本人就是如此，他从一名发展经济学家，最后成为一名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后来还被定位为“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和样本。有人说他是要追求一门统一的解释性社会科学。也有人在解释他为什么没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时指出，他“太过于跨学科”了。

跨学科研究的几种可能形态

我想先谈谈跨学科研究的几种可能形态，不一定全面或准确。

第一个是还原主义，所谓还原主义就是以跨学科的名义搞学科帝国主义之实，对别的学科进行殖民。当然不管大家的学术立场是什么，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跨学科研究，所以这个是需要反对的。当然，被动地接受殖民，也是还原主义。

第二个是不同学科认识到对方的重要性，所以相互保持开放，有意识地相互借鉴，我想这个工作是我们很多学者已经在落实而且长期在做的，这个我觉得当然是需要鼓励的。

第三个是基于社会生活本身的整全性来展开的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本身是一个整全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整体，只是被我们不同的学科把它切割成了不同的板块。所以基于研究对象本身是整全的这样一个背景去开展研究工作，这个难度就大了，但我认为这个可能才是我们真的应该去追求的跨学科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或许有其古典模式的精神渊源。西方的古典政治学就是最能体现整全性认知的学科，因为它考虑的是共同体的问题，包括良善的生活、最佳政体等等，因此一度享最高的地位。后来这个皇冠一样的位置被经济学占据了，不少政治学家和思想史家对此多有怨言。当然，古典时代不像现代那样学科分立，因此不存在我们如今所要考虑的“跨”或“交叉”的问题。到了现代，基于社会现象的整全性来开展研究就开始变得非常困难了，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领域分立、学科分化，就像有人在概括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民主时所说，在那里存在的是“有节制的家庭”“有分寸的宗教”“有约束的权力”“有限度的经济”，没有哪个社会领域是可以统摄其他领域的。很大程度上，这种领域分立催生了学科分立，学术研究也就越来越专业化。

做整全性研究比较难，但并不是不可以。在这方面，赫希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从事跨学科研究，是不是就要回到古典模式去？前不久我被要求给我们新办的专业PPE（政治、经济与哲学）的学生写一句话，我写的是：“在散装知识的余烬中重新点燃探寻整全性的激情。”我觉得PPE应该也是寻求整全性知识的一个探索，那么这个探索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古典，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答案是否定的。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焦点：政治与经济

我认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于政治跟经济的关系，因为这两个领域是世俗化社会里两个最重要的枢纽。但我们都知道，现代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大学科存在一种割裂的现象。这个割裂首先体现在人性假定、分析方法的不同。即便是政治跟经济发生关联，他们通常是在大规模的现象上面才会关联起来。比如今天讲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等等，我们都承认，这些现象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

赫希曼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就在于他试图在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勾连。第一个就是在人性假设方面要寻求一种整全性的人性基座。赫希曼揭示的是“消费者-公民”或“私人-公共”的循环模式，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对偏好稳定的理性行动者的基本假定。用赫希曼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基于传统的自我利益模式的经济学进路是一种关于一般性的人类行为的过分简化的模式。对于微观和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言，社会的每个成员对单纯自我利益的追逐显然都是不够的”（Hirschman, 1981, 302）。

另外赫希曼还提到，“经济学家所需要的是，但凡在相关处，都把这样一些基本的人格特质（traits）和情感（emotions）纳入他们的分析之中，例如对权力和牺牲的渴望、对无聊的恐惧、在投入奉献（commitment）和不可预见性中体验到的快乐，以及对意义和共同体的探寻，如此等等”（Hirschman, 1981, 303）。简单来说就是，人性是很复杂的，这个是共同的人性基础，不可还原为经济学所信奉的单薄的人性假定。

第二个是分析模式，这在赫希曼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有详细说明。赫希曼觉得退出是典型的私人决策行为，比如今天这个酒店的会务服务不错，这次我们就来这里办会，但是后来服务越来越差，我们就不来了，这就是市场行为，就是退出。而呼吁呢，就是我们要去表达，甚至抗议，这是典型的公共行动，在政治领域无疑很常见。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这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分别采用的两种分析模式。可是赫希曼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其实这两种模式在政治、经济这两个领域都是可以使用的，他本人就试图把这两种分析模式勾连起来，因而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

我刚才也有提到，这种跨学科的焦点是政治跟经济的关系，但是不限于政治和经济。赫希曼1981年出版了一本文集，Essays in Trespassing: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大家看这个书名是很有趣的。“Trespass”有越界、侵犯的意思，但赫希曼显然有意将其视为正面的东西，所以就叫“跨界”吧。当你去读这本文集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量不同学科的东西，不只是政治和经济。赫希曼有一部传记叫Worldly Philosopher，译作《入世哲学家》，注意，他被称为“哲学家”。他本人还提到，他期待将来有一种道德社会科学，就是不只是政治和经济，社会科学还应该包括道德价值的讨论。比如之前提到的他从德国逃离纳粹，也是一种退出，而这种退出让他长期有一种道德上的愧疚感。

赫希曼把社会现象当作整全性的事物进行跨学科研究，那是不是要重回古典呢？我想说，其实不是的。

古典政治、伦理传统强调应然，这是其整全性追求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这个传统中，其整全性乃是以人性内部的等级秩序为前提的，例如，激情（passion，一译为欲望）就是相对被贬低的人性要素。但我们知道，赫希曼的一项重要研究就是直面人性中的passions，这是实然层面的问题。赫希曼也是一个思想史家，他的另外一本书《欲望与利益》就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现代政治传统自马基雅维里开始就强调实然，因为强调实然，所以才要强调人性当中的那些欲望，所谓的冲动与激情。后来亚当·斯密讲温和的商业，其实是马基雅维利的隔代传人。所以赫希曼是有意识地站在现代传统中去做的跨学科研究的。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立法者科学的一个分支”。这也是为什么熊彼特在《经济学分析史》这本书里面对亚当·斯密极尽嘲讽，因为他觉得斯密没有把经济当作一个独立的领域展开真正的“经济分析”，不够科学化和专业化。可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却提到，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所谓经济，其实是我们人类为了思考或研究的需要把它独立出来而已。

如此看来，我们要做跨学科研究，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质上就是某种整全性的东西，只是我们的学科把它刻意分割开来而已。但做跨学科研究不是要回到古典的那种整全性的传统当中去。

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延伸思考

最后，我想简单跟大家分享几点延伸思考。

第一，经济学家凡伯伦提到专业化的研究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trained incapacity”，翻译过来可以叫训练有素的无能，或者训练出来的无能，训练有素就是专业水平很高，但是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释不了。这是专业化研究的局限性。

第二，我们同时也要强调专业化的追求是学术进步的动力。我在阅读赫希曼的相关文献时看到，法国有句谚语“with beautiful sentiments one makes bad literature”，或许可以理解为“带着一番好心意，写出一堆滥文章”。我们现在做跨学科的研究，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支撑，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结果。赫希曼写出那么多好的跨学科研究作品，而且社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大都给予很高评价。这背后依赖的是他的专业化能力，包括他出色的统计学功夫。

第三，跨学科的探索是智识上、体制上的一种冒险。做跨学科的研究要冒着被边缘化的风险，跨学科研究其实是在专业化学术评价体制的缝隙中生长。

第四，跨学科的研究不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劳，这是我从赫希曼身上得到的启迪。当然，我们不用总是去研究聚光灯下的问题。如前所述，聚光灯下往往是被主流学术范式塑造的中心地带,因此不妨以一种边缘意识去发掘独特的学术问题，并因此做出很“中心”的贡献。在这方面，斯科特（James Scott）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第五，自我颠覆是好学者的气质，一起自我颠覆是好大学的气质。像我们今天在一起互相开展跨学科的交流，就抱着自我颠覆的心态，或者进一步促成这样的态度。

第六，多留自主性空间，少走行政化道路。前面说了，跨学科研究需要在专业化的学术评价体制中不断生长，我们重点是要有氛围，有相应的学术文化，它们都要求学者群体有某种自主性的集体探索，而不是直接寻求行政力量的推动或支撑，因为行政化更容易与专业化相互支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