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史学理论前沿工作坊：人新世时代的历史哲学”
2023年11月18-19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人新世时代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前沿工作坊在中山大学中山楼713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的一批世界史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工作坊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顾晓伟主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安东强在开幕式致辞中，回顾了中大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1932年历史学系系主任朱谦之先生借鉴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理念，开创了现代史学运动，并成为历史学系开展史学理论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史学传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陈春声教授在历史学系开设“历史哲学”课程，系统地讲授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形态和前沿动态。安东强对本次会议延续中山大学理论反思传统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
在主题报告环节，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梁民愫教授在《史学建构与英国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进展和新取向》中，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进展和新取向：（1）史学新情境的生成，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价值及外部情境得以凸显；（2）史观的新转向，具体体现在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与史学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内在因素、史学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取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取向）及史学著作形态和史学发展的标志性意义；（3）史学新观点的提出，英国研究者强调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与实践观念，以及它们在传统社会史与新社会史研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从史学建构与英国路径的关系角度，重点阐释他们是如何理解由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的英国路径。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立红教授在《法国学界对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人新世”视域下的反思》报告中提出，因受法国学界境地和气候固定论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观念跟人新世概念是不对应的。将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对气候的看法与人新世概念进行对比，周立红教授分析了人新世概念艰难进入法国的气候史领域。虽然法国的气候史学界没有专门探讨人新世视域下气候的变化，但此前积累的多学科成果，如文化、记忆、情感维度研究的引入，给人新世视域下的探讨带来了启发。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教授在《人类世视域中的历史时间问题》中提出，他认为人类世指1950年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人类的活动在这一时期成为地球历史演变中的主导性力量。在人类世这一历史视域中，历史时间问题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论题。历史时间呈现出加速与慢速、生成与消逝、一元与多元、冲突与协调、人与非人诸运行节奏与关系状态，并影响了全球史、新文化史、国别区域史、边界史、动物史等史学形态的发展。人类世视域中的历史时间问题研究涉及对历史中普遍性与特殊性、时间与空间、全球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认识，也蕴含对历史学研究创新契机的思考。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余伟副教授在《人新世的“现时代”或“后现代”》的报告中，对“在科学情境中提出的人类世或人新世概念应用到人文科学领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余伟副教授首先对历史哲学语境下的人类世概念进行了辨析，并指出其对历史书写和历史主体等议题的可能影响；随后，他将人类世这一术语作为人文研究工具，从致用层面上升到意义层面的探讨，强调了在以人类世为典型的新世界观生成过程中，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历史在主体的行动中产生，而不仅仅是一系列事件的组合。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段艳在《人类世的文明史书写》报告中提出，历史学回应“人类世”困局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重新书写文明史。她总结了人类世与文明史的共通之处，认为二者不仅契合，且相互呼应。人类世概念要求我们反省主体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摈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重新建立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它将被主体形而上学遮蔽的行动者释放出来，使其呈现多样性与相互联结，如此构建起来的多元联结关系构成了地球文明。人类世的诸种特质推动了新的文明史书写。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赖国栋副教授报告的《环境时间与年鉴学派的早期史家》梳理了法国年鉴学派早期历史学家如何思考地理时间和人类时间，进而推动关于时间的总体讨论。布洛赫认为，人类和地理环境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费弗尔通过与社会学家、传统地理学家和其他政治地理学家对话，系统阐释“地理可能论”，指出人本身是“变化的唯一因素”；青年布罗代尔将环境（milieu）看作人类历史中的结构性力量，在费弗尔观点基础上提出“几乎静止”的地理时间。年鉴学派早期史家平衡了人和环境在知识生产、意义生成中的作用，将地理环境、技术（乃至疾病）等非人因素看作是解释历史的重要方面，审视它们的能动性，为我们思考地理变化和环境变迁提供了参照。全面了解人类世，有必要纳入20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对自然、地理、环境等相关问题的看法。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小忠副教授在《表象与传记：西蒙•沙玛的艺术史写作初探》的报告中提出，沙玛以艺术的证据援入历史叙事，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史学研究的“图像转向”。沙玛在普拉姆学派基础之上，积极介入电视作品的创作，借助现代新媒体技术推广和普及历史知识，开拓了普拉姆学派在艺术文化史研究方面的新途径。沙玛将图像视为某种史料，而且考察了图像形成的历史过程，辨析了视觉资料的历史功能，进而在叙事策略上，追求艺术史研究与传记史的结合。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陈慧本在《德国史学研究中的“结构”概念刍议》报告中，阐释了19至20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所经历的重大变革。新史学追求对历史的总体解释，或者说结构型叙述，意味着“结构”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重心。他以兰普雷希特、康策、科泽勒克和科卡几位德国史学家有关“概念”的阐述为切入点，考察德国史学研究中“结构”概念的变迁，并总结了有关“结构”概念变迁的启示，提出了“结构究竟是历史实在还是主观构想”的反思。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谢斯杰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罗彰凯在《20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的代际划分》报告中，梳理了目前国内意大利史学史领域研究现状。从整体上看，20世纪意大利史学可以分为奠基时期、法西斯时期、战后过渡期、70年代后四个阶段。在奠基时期，基于爱国主义意识的“造就意大利人”成为史学家们的共同使命。但这种“合力”在法西斯时期不断消解，史家们面临抉择，意大利民族主义研究从鼎盛走向式微。二战后，饱经摧残的意大利史学界迎来恢复和发展，至70年代再次迸发生机。通过考察当今仍在世的十位意大利历史学院士，可以窥见70年代以来意大利史学在古代中世纪史、宗教与性别史、地区城市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底蕴与特色。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夏玉丽的报告《西方的约阿希姆与约阿希姆主义研究述评》对约阿希姆的历史理论要核和“约阿希姆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并对西方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12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约阿希姆在犹太-基督教普遍历史观的框架中，构建出一种带有世俗历史进步色彩和终结论意蕴的理论模式，该理论和受其影响衍生出的“约阿希姆主义”思潮，与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历史观念渊源颇深。约阿希姆历史理论及其流变的学术史梳理，有助于推动国内对西方普遍历史研究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金嵌雯在《海登•怀特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辩护》报告中提出，当前学界涌现了如历史性未来、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人新世等对历史过程的新思辨，如何处理已被反对的旧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过时”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成为一个问题。海登·怀特的叙事主义通常被认为有别于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但它又同时具有思辨和分析的成分，其转义模式既可被看作一种“元话语”，分析和说明叙事历史的结构，又可被看作对一种“元历史”，勾勒和描述19世纪历史意识变化的过程。怀特认为，相较线性、循环等描述历史的惯用模式，转义能够更精细地构想历史过程，怀特的思想对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意义值得深入思考。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黄璐报告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论历史唯物主义》，以拉布里奥拉于1895年发表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及其呈现的三重故事为分析对象，审视了拉布里奥拉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而作的叙事尝试：一方面，批判了那种实际上将过去作为重负的历史观；另一方面，提示出一种联结生活本身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称实践哲学。
四川大学历史学院吕和应副教授在《德罗伊森与18、19世纪历史表现理论的现代转型》报告中，叙述了18—19世纪德语世界历史表现问题的理论史，并着重阐释了德罗伊森的“体裁论”，即作为与“方法论”和“系统论”并列的第三大部分。尽管德罗伊森早期与晚期的讲义存在表述上的差异，但都反映出需要从研究（Forschung）过渡到表现（Darstellung）；通过分析《历史知识理论》及其《纲要》的改版探讨德罗伊森对历史表现问题的贡献，探讨《历史知识理论》独创性的原因。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庞昊在《拟真（Simulation）视角下的历史与历史哲学——叙事的历史哲学之后的可能方向》中提出，以“拟真”作为一种视角弥补叙事的历史哲学的缺陷。“拟真”通过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现代传媒的结合，能满足历史学家对真相的追求，又能吸收叙事的历史哲学中的营养，还能够让历史学跟上计算机技术与现代传媒的脚步。此外，“拟真模型”能让历史理论家更好地思考“历史因果”、“历史综合”这样的理论问题。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颖洁副研究员在《创伤记忆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挑战与突破——以弗里德兰德尔的纳粹大屠杀历史书写为中心》报告中，指出纳粹大屠杀（the Holocaust）历史表现的限度引发了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局限性的争论。她以索尔·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änder）《灭绝的年代》为例，分析创伤记忆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挑战与突破。该书具有两重特殊价值与贡献：该书是一部试图实现作出历史解释和保存大屠杀事件带来的感受双重目标的大屠杀整体史；对创伤记忆的使用体现了对现代主义历史情节化模式的探索。但她也指出，这种新的尝试并未突破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局限，且有进一步模糊历史与文学界限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陆启宏教授在《精神分析与西方巫术史研究》的报告中，介绍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理论、人格理论和俄狄浦斯情结，并分析了家庭罗曼史和《图腾的禁忌》理论。通过对比弗洛伊德、罗海姆、塞尔托对17世纪一例着魔案例，他指出不应该以科学主义的方式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应注意精神分析对人文科学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启发。
在圆桌会议环节，学者展开热烈的讨论。顾晓伟副教授首先对工作坊的主旨做了介绍和解释，认为20世纪的史学史写书普遍忽视了环境史家的贡献，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复兴以来以人和理性为中心的史学观念作祟。环境史不应该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方法，当我们从生态学的理念进行历史解释时，环境史就是历史学的全部。地质学家提出的“人新世”这个术语是地质时间与人类时间的一次事件性的交织，其叙事情节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史观截然不同，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的悲剧性色彩，其目的在于唤醒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费晟强调了“人新世”的两个前提。费老师首先是对“人新世”的概念翻译做了解释。人文学者通常将“Anthropocene”翻译成“人类世”，但实际上，“Anthropocene”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国际地层委员会下属的第四纪地层分委会成立了工作组，提出地球的生命继“全新世”（Holocene）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纪元。其次，费老师从环境史的角度讨论了“人新世”这个概念所彰显的历史学意义和价值，认为环境史不是专门史，而是一个代表着历史观和世界观变化的过程。环境史领域所强调的“能动性”（Agency），不是指启蒙运动以来所特指人的能动性，自然也具有能动性。
四川大学哲学系卓立副教授认为“人新世时代”与“历史哲学”能否组合在一起本身是令人疑惑的。两者要对接在一起，“历史哲学”应是在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意义上使用，或者说“人新世时代”这个概念包含了一种宏大叙事的历史理论倾向，它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似乎是相通的。但思辨的历史哲学有观念论哲学的背景，而“人新世”这个概念是地质学概念的延伸，它本身虽不对应于一个地层，根本上却是自然主义的。它可以对应一种历史理论，但作为“历史哲学”议题有些困难。“人新世”时代这个概念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即自然史的合法性。因为它的历史分期超出了人类范围，而是以地质史为整体视域。但对于历史主义传统而言，自然史是非法的，自然也许称得上有演化，但它成为不了历史，因为它不具备历史意义。从现象学学理看也是如此，远古的历史世界顶多只能作为人的世界的延伸，而不是被设定为自在的历史，它需要被悬搁。如果把“人新世时代”的论域置于环境史中则又有所不同，因为环境史可以通过周围世界理论重新置于历史哲学的论域，但地质史没有这种可能性。
“人新世时代”这个提法中包含着对人类消极性的忧虑也是值得深思的。这个提法本身指向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但“人类”与“人”在观念上是有区别的。至少自近代之后，当我们将人称为“人类”，往往意味着人被物种化，成为生物种类之一，这本身就是人的去中心化。所以并不只是在这种提法中包含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而是当我们从自然主义的视角理解人时，人就是非中心的。另一方面，如果所谓的自然界可以被人类被主导，它也不再合适被称为自然界，因为“自然”一词本身包含了本原与绝对性的涵义。或者说，如果自然界可以被人类玩弄于股掌间，自然主义也就不具备合法性。所以真正的人不能按自然主义的方式理解，真正的历史也不合适。
卓老师认为，人类的确包含了消极的一面，但人却并不是。作为人类的人对这个环境和地球未必是正面的力量，但作为人本身，却必定是历史的正面力量。事实上，当今更大的危机并不是人类对环境的危害，而是反过来，是“自然”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消解真正的人。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王贞副编审提到，最初是通过大历史知道人类世的，后来读了戴维斯《人类世的诞生》，有两点感受比较深刻。一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新世，并非人类处于图景的中心，相反，人类社会处于各种相互关系中，是一个进化发展和生态互动的网络。在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全球史确实是环境史。这启发我们要学会跳出来反观，把“自我”当作“他者”来审视，反思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二是人新世对时间问题尤其是对未来的关注。一方面人新世蕴含的生态时间危机让人们深刻感受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提示我们未来的开放性，对历史思考的启发可能在于，除了求真之外，还要注重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历史学的实践转向，重视能动性问题和历史学科的公共性。
会议完满结束后，与会学者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