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融合｜跨学科&科幻&未来法学&花园天皇
2023年9月25日下午，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办的跨学科系列学术工作坊“人文工坊”第一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340栋高研院会议室举办。
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洋、法学院兼博雅学院副教授陈颀主讲，历史学系教授、人文学部副主任曹家齐主持，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陈少明、副主任吴重庆、哲学系教授陈畅、副教授李长春、潘大为、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晖、助理教授李春草、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谭安奎教授、中文系教授谢有顺等出席并评议。
陈少明：
对“跨学科”的三层理解
会议伊始，由陈少明教授致开场白。陈老师从“跨学科”、“工作坊”的概念出发，说明人文学部旨在通过“人文工坊”系列活动，促进学部内各学科的交流，并期望进一步推动学部与学部间的互动。
关于“跨学科”的内涵，陈老师提出三种理解：一是指实际操作中各学科、各知识领域之间的协作；二是指学术研究中的“跨界”研究，即借鉴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或成果，运用至自身的研究；三是指研究成果的多学科意义，能在不同学科内引发讨论、给予启示。陈老师从个人经验和学术发展史出发，指出文史哲领域内“学科”的区分较弱，人文学者天然适合开展“跨学科”研究。上世纪60年代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哲学、心理、教育等多个领域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出跨领域的知识交流，以及不同领域共享某一知识观念的特点。又如，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原本研究的是物理学史，后发展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社会史等多领域的典范之作，其关于“典范”的观点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中引发广泛讨论。观察跨学科学术史的线索，和当下的全球化趋势，我们应当认识到单一学科的传统研究办法已发生很大改变。
人文学部以“工作坊”形式推动跨学科交流，这让我们联想到传统的手工作坊，小规模、参与人员少是其特征，但所有成果均是学者亲力亲为，即使是半成品也可以拿来讨论不断完善。学部期望通过学校提供的帮助，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使报告人、评议人、参会者都有所获益。
陈颀：
未来法学：作为法学思想实验的科幻
陈颀老师从“法律与科幻”关系问题出发，首先介绍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可科幻对于法学研究的积极作用，认为科幻作品昭示着未来法学的发展趋势，为探索法律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通过大众文化影响民众和学界对科技变革的态度。第二种观点，强调科幻对法学研究或法制建设的消极作用，提出未来法制拒绝“科幻法学”。
陈颀老师认为，持第二种观点的法学学者首先一定程度误解了科幻的性质和功能，为此有必要界定“科幻”的争议与经典概念。借助哲学家库珀（Rachel Cooper）的思想实验理论：思想实验就是尝试建构可能世界的模型。思想实验为人们展示了一系列“What if”问题，人们在思想实验中暂时调整了世界观，以符合物质实体运作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想象和推理，以便构建一个符合这些what if问题的答案的模型。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回应科幻思想实验的核心问题/争议——科幻文艺的功能不是进行“预测”，而是要“证明”或“证伪”，通过逻辑的内推或外推，建构一个与前期构想内在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可能的未来模型”。由此出发，通过科幻思想实验探索未来法学，可以推想和检验现有法律规则在未来社会的可能实践后果，进而反思现有法律规则，也可以通过构造特定未来社会的可能场景，设计和检验新的法学概念、规则和原理。
接着，陈颀老师分别介绍了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北京折叠》、《赡养人类》中的法学思想实验。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确存在模糊概念和逻辑悖论，但这源于阿西莫夫的自觉建构和主动证伪，其目的是利用三定律作为“what if”问题的起点，以此出发推演想象各种角色和情境，将看似颠扑不破的“定律”演化出许多的概念和逻辑悖论，推断人机关系的发展逻辑的可能后果。
在中国人工智能科幻小说的讨论中，陈老师分析道，郝景芳《北京折叠》的思想实验建构在自然科学和社会逻辑上都能存在缺陷，尽管“北京折叠为三个独立空间”的想象令人瞩目。刘慈欣在《赡养人类》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惊“终产者”的思想实验，在某个星球出现了“终产者”，他拥有整个星球，包括陆地、海洋在内都是其财产，他把甚至其他所有人都逼走。“终产者”为何出现？刘慈欣提供了三个让我们反思的设定-推理，第一，该星球将私有财产神圣作为绝对的宪法原则；第二，通过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执法机器“完美”执行该宪法原则，而且高度人工智能可以让富人不必在生产上依赖穷人；第三，通过基因科技对（富）人直接灌输知识和品味，导致穷人和富人在思维和情感上成为两个“物种”。《赡养人类》“终产者”思想实验，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无限扩张的社会结果，也预示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法权关系需要思考从“共同生产”来抵御和替代“终产”。
最后，陈颀老师总结如何通过科幻思想实验探索未来法学：未来法学是一种法学思想实验，我们可以借助科幻推想和检验现有法律规则在未来社会的可能实践后果，进而反思现有法律规则，也可以通过构造特定未来社会的可能场景，设计和检验新的法学概念、规则和原理。在人工智能时代探索未来法学，需要重构人机关系的可能方式，这离不开法律与科幻这两个不同学科的相互作用与相互渗透。此外，未来社会，包括但不局限于对法律问题的思考。
评议环节
江晖老师从常见对科幻质疑的角度提出下述疑问，供参会者讨论与思考：第一，我们应如何对“科幻”进行属性定义？科幻思想实验是属于作者个人的，还是公共的知识财产？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于科幻作品往往依托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或意识形态，与学者希望它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实验之间存在矛盾。第二，科幻作品是否需要承担现实的社会责任？当科幻创作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我们往往用现实的法律制度、社会道德来规范、约束之，如何妥善处理二者间可能存在的矛盾？第三，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客观公平的“评价体系”，对过去和当下的科幻作品进行科学的评定？第四，对于科幻作者本身，我们是否应该要求其具备“心怀天下”的自觉责任，并要求其有责任的进行“思想实验”？
李长春老师从科幻作品谈到人们对“未来”的焦虑。上个世纪，人们对科幻普遍持乐观态度，而本世纪的科幻作品似乎总是沉重，这源于一种“未来已经在场”的时间紧迫感。现代作品对未来的幻想，大多基于已有的科学思维和科技水平，因此今天的“科幻”某种程度上不是“想象”而是“推理”，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而应视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实验。
以法学为例，其归根到底是对人类社会秩序的构想，今天讲的“未来法学”实际上是一种法哲学，是法学遇上“科幻”时找到了新的研究对象，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将来有可会呈现出新的研究样态。这是法学自身的变革，具有范式革新意义。另外，这一提法在当下“新文科建设”的学术语境中提出，有助于人文学者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看清科学（技术）的边界，反思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寻找能够对未来人类发展负责的新文科方向。
最后，李老师认为像未来法学这样的学术研究方向，可以贯彻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PPE教育中，塑造面向未来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出塑造未来的思想者、研究者。
杨洋：
危机时代的“道”——宋代新儒学与十四世纪日本的政治思想
杨洋老师在本次报告中讨论了日本镰仓时代末的花园天皇（1297-1348）在其《诫太子书》中所阐述的“易姓革命”思想及其在日本思想史上的位置。
首先，杨洋老师介绍了花园天皇和其亲笔所书《诫太子书》的基本信息，以及镰仓时代末日本政治、经济的重要变化。承久之乱后，日本天皇即位、退位需要经过镰仓幕府的许可。同时，作为律令制国家基础的公地公民制已彻底瓦解，庄园制取而代之。官僚世袭化也是这一时期政治上的重要变化，除了上层官僚，中下层官僚亦形成了以“职”为中心的垄断世袭家族。
花园天皇即位时，日本天皇家处于“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两统迭立的局面，花园天皇后让位于后醍醐天皇，他本人则担任皇位继承人量仁亲王（光严天皇）的教育职责。元亨元年（1321）后醍醐天皇开始“亲政”，并与近臣密谋推翻镰仓幕府，正中元年（1324）九月，后醍醐的“倒幕”计划泄露，近臣日野资朝被流放至佐渡，后醍醐本人则得到幕府谅解，但此后他也并未停止策划倒幕。元弘元年(1331)八月，后醍醐天皇因推翻幕府的计划再度泄露而被流放至隐岐，九月光严天皇登基。花园天皇的《诫太子书》，即写作于后醍醐两次倒幕期间（元德二年，1330）。
阅《诫太子书》的具体内容，杨洋老师读出花园天皇强烈的政治危机感，但他解决危机的办法不是诉诸直接行动或策略，而是要进行“劝学”。他提出的一整套关于学问的要求主张，受到宋代新儒学思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杨洋老师针对花园天皇“异姓革命”的思想提出新问题：承认“异姓革命”，即否认了天皇权力正统性，在日本天皇“一姓更迭”的政治特色下，花园天皇站在何种立场写下此言？以往日本学者对花园天皇思想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对他只言片语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另外对其与宋代新儒学的关系研究不清楚。对此，杨洋老师强调13-14世纪日本知识群体接触到的“宋代新儒学”非常复杂，绝非只有朱子学；此外，需将花园天皇的思想、学问置于其生活的历史空间中，作更细致、具体的研究。
在具体研究中，杨洋老师利用《花园天皇宸记》，在生活空间中理解花园天皇的学问。发现花园天皇在位期间读书偏向于“纪传道”，重视史传和文章远甚过重视儒家经典，并接受了大量的文学教育。而在花园上皇退位后，日记中更多记载的是以儒家经书为学习讨论对象的“谈义”活动，这种学习内容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此前的研究中，杨洋老师提出花园天皇对于“道”的强调无疑是受到宋代新儒学的影响。他在退位以后重视儒家经典的讲读，反对推崇博闻强识、诗文风雅的宫廷学风，要求朝臣、太子、天皇都以圣人之道作为为学宗旨，这些主张反映出他复兴儒学、重塑政道的愿望，显示出与北宋道学成立之初相似的思想轨迹。在《诫太子书》中，花园天皇也明确地将“儒学之本”的“道”作为树立政教的根基，从字面看，就是将其作为天皇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花园天皇所主张的“道” ，仅关乎“上下合体所被立之道”，也就是宫廷政治中的君臣秩序，而不是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道”。也就是说，他所主张的不是天皇权力的无条件扩张。
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杨洋老师再次解读《诫太子书》的真实意涵：《诫太子书》是在后醍醐持续进行倒幕活动，朝廷与幕府、大觉寺统与持明院统关系紧张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写作的。花园天皇对于“易姓革命”现实可能性的忧虑是真实存在的。在这种危机感的推动下，花园天皇极力主张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实现“道”。花园天皇的主张是以接受宋代新儒学为触媒产生的。但与宋人语境中的“道” 不同，他的“道”指向的是整顿宫廷政治、在庄园关系上实施“德政”。放在日本思想史中，花园天皇将“道”视作天皇权力合法性依据，既有可能成为限制天皇权力的思想，也有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转化爲强化天皇权力的思想。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主要体现为前一种。
评议环节
陈畅老师指出，上述研究的核心观点，是花园天皇将学习儒家经典作为重塑政“道”的关键，这个“道”不是中国儒家的道，而带有日本化的理解，指向日本宫廷政治之君臣秩序，其中涉及天皇对异姓革命的担忧。在这一过程中，宋学对天皇来说更多是一种“知识来源”，而非“实践资源”。中国儒士对“道”的理解，包含体、用、文三个层面，而在天皇视角只有“文”的程度，并无涉及宋学核心——体与用的层次。因此，围绕日本对宋学的接受程度问题，还可展开更细致、更多维度的考察。
李春草老师称赞本报告史料运用详实，分析严密，并提出可以进一步探讨日僧、后醍醐天皇等同时期其他人物，与花园天皇儒学思想之间的联系；此外，还应考虑佛、道和日本传统神道等思想对花园天皇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花园天皇“道”思想的复杂内涵。最后，李老师指出镰仓时期文学作品有非常浓厚的佛教思想，这一背景或许能与花园天皇宋学思想形成联系或对比，启发进一步研究。
在圆桌讨论环节，在场的诸位老师就日本接受汉语汉字的文化现象、《诫太子书》的传播，以及花园天皇的政治思想脉络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探讨。
吴重庆老师和陈少明老师分别从《诫太子书》具体语句的理解，和日本政治表述内中国思想的运用出发，探讨日本接受中国语言、文化的问题。在讨论中，杨洋老师认为日本接受汉文非常早，要先于日语假文系统的发明，且能书写汉字成为日本“贵族”的标识之一。在历史书记中，日本文籍也没有办法摆脱中国的表述，而常用中国的文句来修饰自己的思想。虽然日本的文字和语言表述均不能独立于汉文，但其书写的内容往往又和想表达的内容存在错位。以报告中出现的“道”、“三代之治”、宋代“新儒学”为例，这些概念进入日本后，均因当时的政治、文化现实而发生了变化。因此，进行研究时必须考虑中国文化在日本历史民族主体中的变形。
易素梅老师和张潮老师提出可以结合《诫太子书》的流传途径分析其写作意图，并要注意其中语言的包装与修饰。杨洋老师补充《诫太子书》及《花园天皇宸记》保留在光严天皇一系的收藏中，其写作的直接受众并非大众，而是“持明院统”一系的皇族，由此猜测花园天皇的思想确实影响着光严天皇及后来皇族的政治观念。同时，形成书面的文字的确可能存在话语的包装，但结合日记及其他史料，花园天皇推崇从教育入手改变政治与学风的观念仍然十分明显。
谢有顺老师亦就杨洋老师的报告发表意见，提出讨论日本对宋学的接受，应当考虑日本对宋代文章学的接受。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期，日本主动接受并模仿宋代的文章、评注形式，反对古文派“重文轻理”的文风，而重视文章“理”的教化意义与可读性，这无形中也是对“道”的一种张扬。有宋代文章学的背景，可以为报告研究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