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洪：如何理解“四方”——一个跨学科的分析

由于费孝通先生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同心圆意象所呈现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中国特色。事实上，不仅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下，还是在西方哲学领域，都有同心圆的相关议题。在我个人看来，环形方比同心圆能更好表达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中国传统的社会格局更多强调东、西、南、北、中，是一种中心对四方的结构。这个中心对四方的结构也可能更加细化为一个中心对四方八位的结构。所以，我认为描述中国传统社会格局的恰当意象可能是中心对四方的环方结构而非同心圆结构。对中国传统社会格局的理解而言，方可能是一个比圆更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和意象。

讨论“方”的话题必然离不开“四方”。因此，我就从《论语》选择三段材料作为关注的文本。《里仁篇》谈到：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其中的“方”是一个抽象概念。在研究中，大多人都会更加关注这个抽象的“方”，而往往忽略了更加具象也更加日常的“四方”和“万方”。

有时，“四方”“万方”在文本中也可能有更复杂的解释。比如杨伯峻先生，他区别了万方的方与四方的方。他以国家解释万方之方，以地方解释四方之方。可以说，他对万方作政治解释，对四方作地理解释。《尧曰篇》中“万方”两见，“四方”一见，其中的“四方”在有些解释中与子路篇中的“四方”之意不尽相同。主要的不同在于，与四方相对的是“朕躬”。

四方是与君王相对应的天下四方，而非与某个诸侯国平等对应的其他诸侯国。可以说，《尧曰篇》中“万方”和“四方”表达了相对于中央的“地方”之意。四方之所以为四方，是因为有中央。没有中央，就没有四方。中央与四方是空间定位关系，也是政治从属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万方”和“四方”指相对于中央的“地方”。

结合今天跨学科主题的要求，我引用一下人文地理学者唐晓峰教授的观点。他指出，四、五、九是中国地理最常用的数字。常见的四方、五服、九宫就是五九格局的具体体现。五服是以京城为中心向四方每五百里向外降级，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方位的环状方形结构。五九分法或者五九格局的关键是“中央”概念的建立。从地理和政治的角度对此作总结，唐晓峰称之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中地论”。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也强调了，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天子之地为中心，按等级向下呈正方形环状的结构。

张光直先生在《中国古代考古学》中谈到，中国早期城镇的特征与分布是按四方的准确朝向布置城市，建筑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城；城市的四方朝向以南北轴为中心。施坚雅所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其中也有作者谈到正方形或长方形是中国城市的传统形式。对中国人来说，大地格局是方方正正的。

建筑学学者朱剑飞从建筑学政治的角度用“城市国家”和“国家城市”这一对概念来区分罗马与北京之间的差异，从“大尺度”政治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同时，他也对比比较了边沁的“环形监狱”理论。许宏先生也提出，方形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早期城市的方正形制可追溯至中国早期王朝；但宋代以后，中国城市规制发生了变化，受到山川形变的影响，方正的城市格局产生变化。除了中央和地方的环方格局之外，我还想指出，“方”还蕴含着“敌我”双方之分的意义。比如在商周方国时代，会形成“我方”与“敌方”的区别。可以说，王臣概念混杂着敌我概念。当然，“方”也可能是“友方”，并不全是“敌方”。

总的来说，在形容和讨论中国古代地理、政治、社会结构时，我认为“方”较之于“圆”，如果不是更重要，那么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李零先生也在他的书里指出，从中国古代的地面设计来看，田地、房子、城郭都是方的，计算单位和地图网格也是方的。德国学者申茨有一本书叫做《幻方》。他强调，方形是中国人对于永恒的世界秩序及其原型结构的理解。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指出，圆形格局与中国传统的大地观念相左，王土是正方形的这种观念才是中国的一贯传统。

如今，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是一个球形。因此，我们称之为地球。如果仍然用“方”的形制理解地理和社会结构，也有可能会碰到质疑，这样的理解是当今的科学时代是否还有意义。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也并没有绝对的东方和西方，甚至没有绝对的南方和北方。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仍然在地理和政治的意义上使用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如何恰当理解东西南北中这种中地格局，我认为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