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现象学与医学”研讨会

发布人:qiuyx36

2026年10月10日,第一届“现象学与医学”研讨会在锡昌堂515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山大学医学哲学与人文实践协同创新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医学人文联合研究院共同主办,汇聚了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二十余位学者,围绕现象学与医学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致开幕辞。他介绍说,中山大学依托现象学与医学哲学两个学术特色优势,持续推进医学现象学的交叉研究。汉语学界在此领域已有扎实积淀,其中,港台学界研究起步相对较早,近年大陆青年学者也开始持续产出前沿成果。他提出,现象学对现代医学人文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可反思现代医学身心分裂的认知局限,以身心一体、在世存在视角重构生命意义关联,助力优化医患沟通,并期待与会专家跨界碰撞,推动该交叉领域持续深耕发展。

系主任张伟教授致开幕辞

 

北京大学王一方老师作第一场题为《叙事医学与现象学》的主旨报告。王老师以“实在”与 “存在”作为基本范畴,指出现存在主义、现象学对医学的贡献落脚于“存在” 维度;在近年中国的叙事医学热潮中,叙事医学有时被简化理解为为好人好事,对叙事医学的三大根基,即现象学、人类学、叙事学的理论深度发掘尚不充分。他主张以现象学赋能医学,悬置单纯科学主义,重视患者体验而非仅客观观察,主张循证医学与叙事并置、双轨并行,把现象学概念转译为临床可理解的语言。倡导从客观实在转向具象存在,修复患者内在时间体验,重构生命意义,兼顾躯体救治与灵魂安顿。

王一方老师作主旨报告

 

台湾政治大学林远泽老师以《从医学技术主义回归人道关怀如何可能?论医护人文学的现象学奠基》为题作第二场主旨报告。他首先援引世卫组织健康定义与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医学兼具科学、技艺、伦理三重维度,核心是以病人为中心,兼顾躯体治疗与心理、社会层面的健康修复。进一步剖析现代医疗困境:过度技术化、市场化导致仪器数据取代患者主观体验,人文关怀缺失,医患关系异化为契约消费模式,医疗纠纷频发。他依托身体现象学,强调医生需透过现象学理解病人作为具身人格,从而恢复以病人为中心的关怀伦理。区分“生物躯体”与“体验主体的身体”、疾病(disease)与病痛(illness),提出疾病是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改变。同时分层阐释医疗关怀的三重维度,从 cure 与 care 区分、躯体/身体区分回到“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护人文学,让医疗回归以人为本的本质,实现技术诊疗与生命关怀的统一。

林远泽老师作主旨报告

 

上午第一组报告由中山大学朱刚老师主持。第一场报告的题目是《为孤独症青少年的亲子主体间性:基于诠释现象学分析(IPA)方法》文章由钟鸣扬、朱绘霖、潘大为共同撰写,由潘大为老师作为代表报告。研究采用多视角解释现象学分析,访谈三组孤独症青少年–主要照顾者二元组,探究孤独症青少年感官经验如何在亲子互动中获得可理解性与认知地位。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王旭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疾病的现象学》。她介绍了其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托马斯·福克斯的身体现象学理论,提出以身体现象学所提供的具身的人类形象重新理解躯体疾病与精神疾病,并进一步探讨这种人类形象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健康以及医疗实践带来的指导作用。


第三位发言人为南京医科大学刘虹老师,报告题目是《身体与现象学——兼论现象学 “身体” 与医学身体哲学 “身体” 的张力》。报告围绕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 展开梳理,提出,医学身体哲学并非现象学的简单套用,而是面向临床现实进行追问与重构,我们应该把身体带回技术,带回制度,带回伦理,带回语言,带回每一次诊疗活动,医学本来就是关爱生命之学。

 

第二组报告为医科专场,由中山大学潘大为老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广东药科大学的张萌老师,其汇报的题目为《现象学视域下的精神心理健康:以现象学访谈为例》,探讨现象学访谈的方法如何应用于使现象学进入到精神医学的研究与实践。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洪佳佳老师,题目为《从“失声”到“发声”:外科ICU气管插管患者重获声音的现象学反思》,由洪佳佳和林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两位老师完成,针对ICU患者气管插管患者拔管周期重构新生进行现象学反思。报告人介绍了气管插管患者在拔管后所面临的精神困扰,以及临床医护如何通过爱心日记等叙事医学方法,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发生率有效降低,帮助病人康复,指出在临床医学实践中给予病人精神支持和医护关怀的重要性。
 

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的曲相儒,报告的题目为《叙事医学与哲学:平行病例何以成为现象学实践》,由其和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林琳老师共同完成。报告人提出,平行病例是对一次具体医疗遭遇的重新描述,而不是标准病例的简单补充,并通过区分医疗事件、医学事实和疾病现象,介绍了平行病例中的经验结构与事件的展开,指出医护人员应不断地回到医疗事件去寻找线索,在这过程中,我们才能看到真正患者需要的是什么。

 

第四位发言人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的范均钰老师。她报告的题目是《临床解释何以具有治疗性?——非特异性腰背痛的第一人称现象学分析》,她首先谈到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即便医生提供充分准确信息,患者仍会迷茫。她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展开现象学反思。常规的临床结案,并没有消解现实行动的困惑和焦虑。而是需要医生和患者建立共同的目标,帮助她在实践上消除焦虑,病痛下对身体的审视是为重获掌控感。报告人提出,有治疗价值的临床解释,不是消除全部不确定,而是立足患者诉求,将检查结果转译为实践指引,让患者即便存有未知也敢于行动,这也促使她在临床工作中关注患者就诊期待,反思人文医疗的内涵。

 

下午会议的第一组报告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林远泽老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邱鸿钟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艺术是此在显示自己的光芒——以画为镜,看见病魔的原生艺术》。他借用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艺术与真理理论,介绍“原生艺术”实践与中医情志理论的关联。

 

第二位发言人是南昌大学的陈员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死亡”像一束微弱的光照进“虚无”——对重症抑郁症患者“无死亡”心理的现象学分析》。他先分析了重症抑郁患者的“无死亡”心理,即认为死亡毫无意义,甚至想象死亡是出口与安慰。随后,他借用海德格尔“死亡是不可能的可能性、绝对个体化的、可反转出本真存在的体验”的观点,指出抑郁时间是未来维度封闭、被过去创伤绑死、走向负向永恒或时间停滞。他认为帮助抑郁症患者需要重建未来时间维度,并且提示了东方思想中的“形神中和”方案。

 

第三位发言人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吴超老师,她报告的题目是《生命的动力系统——以人的内在感知为支点的跨学科实验与思考》。她分享了艺术疗愈实践经验,指出我们可以通过表达艺术家内在体验的作品来唤醒共通生命体验。


第四位发言人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李红文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现象学视域下中医身体观的建构》。他从现象学视域出发,提出以现象学阐释藏象,有助于突破科学话语与身心二元论的束缚,为中医身体观和理论合法性提供新的哲学说明。

 

下午会议的第二组报告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王旭老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毛卿卿,她报告的题目是《生命关怀的具身知觉阐释——基于梅洛-庞蒂现象学》。她以梅洛-庞蒂的具身知觉为理论资源,从关系性、处境性与情感性三个方面对生命关怀进行再阐释。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的张志铭,他报告的题目是《此身非故:精神药物实践、习惯身体与家庭危机中的生活维持》。他基于参与式观察,借助梅洛-庞蒂“习惯身体”概念,提出康复不是发生在个体身体内部的事件,而是分布于药物、习惯身体与家庭照护资源之间的实践过程。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澳门城市大学的周旎,她报告的题目是《“迷惘的感觉”:一例中国孤独症原生艺术家经验组织的现象学分析及其临床启示》。她基于解释现象学分析,对一位被诊断为孤独症的中国青年原生艺术家的绘画实践与生活经验进行深入观察,描绘了绘画如何帮助其应对存在性不安以及定位其社会位置,提出临床照护应该把干预的重心从“消除症状”转向“支持主体建立自身可掌控的意义建构方式”。

 

在会议的最后,北京大学的王一方教授以《医学赛道上的红绿灯》为题做闭幕致辞。

医学赛道上的红绿灯

生活中,人们普遍讨厌红灯,那是限制,人们之所以反感红灯,不是拒绝等待,而是拒绝被剥夺掌控感。相反,人们偏好绿灯,那是顺遂,是掌控感的回归。因此,高速公路上没有红绿灯,只有限速提示,司机一上路都想飙车,背后藏着一个病态的心理暗示:对速度与激情的讴歌与追逐。那些追求飚车快感的人都有英雄般的凯旋感,任由脚下油门踩到底的愉悦体验无与伦比,分明只是多巴胺脉冲成就的瞬时快感。有研究表明,车速越快,车手的心流体验越强烈,更容易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

现代医学的竞赛何尝不是一条高速公路上的飙车,每天都在上演着竞争-迭代、征服-超越、加冕-狂欢的大戏,生命伦理学的规训犹如高速路上的限速提示,十分软弱。它不过是一盏永远闪亮着的黄灯。不会强制飙车者停下,只是建议其减速。即使遭逢伦理翻车事件,得到也不过是道德公愤与伦理审判,十分苍白。要知道,对于那些追求技术飙车快感的人,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快进,而是一个没有规则约束的科学世界。此时,哲学家的登场具有“重整江湖”的现实意义。在伦理限速牌之外,必须竖起认知的红绿灯,让医学发展有一个“红停-绿行”的认知规范。

逻辑实证主义就是现代医学赛车上的油门,它连着一套精密的装置与数值:血压、血氧、肿瘤标志物、基因测序,每一个数值都是一盏绿灯,此时的车手只会感应油门的灵敏度,比的是更快,最快,超级快,还可以继续加速。这套系统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把治病转化成了一个纯粹的工程问题——找到靶点,设计药物,测量疗效,优化参数。整个过程中,人被抽象成了数据,痛苦被翻译成了指标。

医学现象学的出现,却在提醒车手们刹车在哪里?引导他们回归生活世界,生命间性,身体图式,重拾活着的意义与价值,着实令超速者扫兴,不安,甚至抵制,抗拒。无疑,现象学明晰地告诉车手:身体不是仪表盘,痛苦不是数据,赛车穿越的不是赛道,而是生活世界。当医生看着你的CT片说"这里有个阴影"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仪表盘上的一个异常读数;而患者感受到的是胸口那种说不清的闷,是夜里三点醒来时那种无法被量化为任何指标的恐惧。这两种"看"之间,隔着一道无法被任何桥梁连接的深渊。

不过,现代医学此时也面临一个更深的悖论:现象学本身也可能成为新的遮蔽。当它说"回归生活世界"的时候,它预设了一个可以被"回归"“显现”的原初世界。但那个世界早已被逻辑实证主义渗透得千疮百孔。医者无法回到一个没有被数据污染的身体,就像车手无法回到一个没有被红绿灯规训的路口。真理的自我遮蔽在这里显现为:现象学试图揭示的那个"被遮蔽的东西(本质)",恰恰是因为现象学的光照才第一次变得可见——而一旦可见,它就不再是那个原初的、未被照亮的东西了。

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找到刹车",而是现代医学这辆赛车有没有可能长出一种全新的感知器官与思维容涵性——既敬畏红灯,又欣赏绿灯,既熟稔逻辑实证主义,又接纳现象学,既能读懂仪表盘上的数据,又能感受到身体图式中的震颤?不是二选一,而是让两种“观看”在同一个瞬间发生,就像太极图里那条黑鱼中的白点,永远提醒着白鱼:你以为你是光,但你的内部住着一片黑暗。

首届“现象学与医学”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